《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兩漢 •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絪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採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表略）

譯文：

司馬遷讀《春秋》的歷法、記載和史實，讀到周厲王時，總是停下來嘆息。他感嘆道：“唉，師摯早就看出來了！商紂王用象牙筷子時，箕子就感到憂慮了。周朝的仁德之道衰落了，詩人就從日常生活中寫出了《關雎》這樣的作品；當仁義開始衰敗時，便有了《鹿鳴》這樣的諷刺詩。等到周厲王聽不得批評，大臣們害怕被殺，於是發生禍患，周厲王逃到彘地，國家大亂從都城開始，於是出現‘共和執政’的局面。此後，一些強大的諸侯強行凌駕於弱小諸侯之上，發動戰爭卻不向周天子請示。但他們仍以維護王室正義爲名義，通過征討來當盟主，政事實際上由春秋五霸掌控，諸侯各自爲政，奢侈無度，違法亂紀的臣子不斷出現。齊國、晉國、秦國、楚國在周朝初年都只是小小的封邑，有的百里，有的五十里。晉國憑藉黃河、濟水、河水的地理優勢，齊國依託東海，楚國地處江淮之間，秦國則憑藉雍州的穩固地勢，四方諸侯輪流興起，成爲諸侯霸主。周文王、武王曾經褒獎並大封他們，使他們威震天下、臣服四方。因此孔子提倡王道，遊說七十多國君，卻沒人能真正採納。於是他西行考察周朝的制度，整理過去的史實，以魯國的歷史爲基礎，編寫《春秋》，從隱公元年寫到哀公獲麟，刪減繁雜內容，提煉核心思想，確立了史書的體例和原則，使得王道得以完整，人事得以詳盡。孔子的弟子們口耳相傳其思想，用諷刺、褒揚、隱諱、省略等手法著書立說，這些文字無法直接記錄在書上。魯國的左丘明擔心學生們各執己見，形成不同的理解，偏離了孔子的本意，於是根據孔子的史書，詳細記錄其言論，編成了《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撰寫傳記時，因楚王無法完全通曉《春秋》的深意，因此只選取其中的成敗得失，寫成四十章，稱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宰相虞卿上採《春秋》之義，下觀當時局勢，也寫了八篇，名爲《虞氏春秋》。呂不韋是秦莊襄王的丞相，他也上溯古代，刪選《春秋》內容，彙集各國曆史事件，編成《八覽、六論、十二紀》，稱爲《呂氏春秋》。至於荀子、孟子、公孫固、韓非等人，也都各自摘錄《春秋》中的篇章，著書立說，內容各有不同，無法與正史相比。漢朝的丞相張蒼編纂過五德相生的歷法，上大夫董仲舒則深入闡釋《春秋》的義理，也留下了相關著作。”

司馬遷說：儒生往往只斷言其義理，縱橫家則只追求辭藻華麗，都不注重從始至終的完整論述；曆法家只記年月，數術家多看重天道運行，而譜系記載僅記錄世代和諡號，語言簡略，難以全面把握歷史的主脈。因此，司馬遷決定編寫《十二諸侯年表》，從共和時期一直到孔子時代，整理出《春秋》和《國語》中學者們對各國盛衰興亡的批評與評論，爲研究古代歷史的人提供一份簡明扼要的參考。
（此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