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
班彪,字叔皮,是扶风安陵人。他的祖父班况,在汉成帝时担任越骑校尉;父亲班稚,在汉哀帝时任广平太守。
班彪性格沉稳,喜好古代典籍。二十多岁时,更始政权失败,关中地区大乱。当时隗嚣在天水拥兵自重,班彪便前往投奔。隗嚣问他:“过去周朝灭亡后,战国时代群雄并起,天下分裂,历经数代才得以安定。如今这种纵横合纵、争权夺利的情况,会不会再次出现?或者,新的盛世,会不会在某一个人身上兴起?我希望能听听您的看法。”班彪回答说:“周朝的兴衰与汉朝完全不同。以前周朝实行分封制度,诸侯掌握地方政权,由于根基薄弱,而地方势力强大,所以后来出现了合纵连横的局面,这是势所必然。而汉朝继承秦朝制度,建立郡县制,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大臣没有长期掌权的基础。到了汉成帝时,皇帝依靠外戚干预朝政,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皇位更替三次,国家根本动摇,导致王氏外戚专权,甚至自立为帝。这种祸乱源于上层,却不能及于百姓,因此一旦王莽正式称帝,天下人无不扼腕叹息。十多年间,内外动荡,各地纷纷起兵,打着‘刘氏’的旗号,众口一词,都希望恢复汉朝。如今各路豪强虽然占据地方,但没有像七国那样世代相传的根基,百姓心中怀念汉朝的德政,这已可以判断了。”隗嚣说:“你的分析讲得有道理,但也只看到百姓熟悉‘刘’这个姓氏而已,就认为汉朝会复兴,真是浅薄啊!过去秦朝失去天下,刘季(刘邦)追击并困住它,当时的人还知道汉朝吗?”
班彪非常痛恨隗嚣的言论,又痛惜当时局势混乱,于是写了一篇《王命论》,认为汉朝的德行承接了尧舜之治,有上天赋予的天命象征,真正的帝王兴起,并非靠武力,而是天命所归,希望以此感化世人。然而隗嚣始终不理解,于是班彪便前往河西避难。河西大将军窦融收他为从事,以师友之礼待之,尊重有加。于是班彪为窦融谋划,主张联合河西,抗拒隗嚣。
后来窦融回京,光武帝问他:“你呈上的奏章,是谁与你一起商议的?”窦融答道:“都是班彪所作。”皇帝早就听说班彪才华出众,于是召他入宫见面,被任命为司隶茂才,担任徐县县令,但因病辞官。此后多次应召担任朝廷高官,却每次都称病离去。
班彪才学高深,又热爱著述,于是专心研究史籍。汉武帝时,司马迁著有《史记》,从太初以后的内容则未能完整记录,后来有人零星编撰一些历史事件,但大多粗俗平庸,不足以继承《史记》的宏业。班彪于是搜集前代史书遗事和各种传闻,撰写数十篇后传,仔细参考前人的记载,指出其得失。他大致总结道:
唐、虞三代时期,《诗经》《尚书》已有记载,当时各国都有史官负责修史,诸侯国也各自有史官,所以《孟子》说:“楚国有《梼杌》,晋国有《乘》,鲁国有《春秋》,其记录的内容是一样的。”在定公和哀公之间,鲁国的左丘明整理这些记录,写成《左氏传》三十篇,又编纂异同之处,称为《国语》,共二十一篇。从此,《乘》《梼杌》等书逐渐失传,而《左氏传》《国语》成为最著名的历史文献。此外,还有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情况的书,名叫《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以后,七国并起,秦国统一天下,便有了《战国策》三十三篇。汉朝建立后,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战功,编成《楚汉春秋》九篇。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参考《左氏传》《国语》、删改《世本》《战国策》,并采用楚汉时代各诸侯国的史实,从黄帝开始,一直记录到孔子“获麟”结束,共写成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缺失。司马迁的记录,从汉文帝到武帝时代就中断了,其功绩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他在收集资料时,广泛采录百家之言,内容分散杂乱,许多记载粗疏,不切实际,尤其在论议方面,推崇黄老学说,轻视《五经》;在描述经济时,贬低仁义、轻视贫穷;在描写侠义之士时,鄙薄坚守节操的人,推崇追求世俗功名的人——这些弊病严重伤害了儒家之道,最终导致他被处以极刑。然而他善于叙述历史事件,文辞有说服力,不浮夸,不粗野,文采与事实相称,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史家。如果他能依照《五经》的准则来立论,与圣人保持一致的道德判断,其成就也许能更上一层楼。
百家之书,仍值得学习借鉴。如果《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这六部书能够流传,那么我们今天就能了解古代,将来的人们也能从中借鉴,这些就是圣人的“耳目”。司马迁在记载帝王时称“本纪”,诸侯传国称“世家”,卿士崛起称“列传”。又如:他评价项羽、陈涉时给予高度评价,却贬低淮南王、衡山王,这种细微差别、严谨取舍,体现了他编纂的条理井然。司马迁的著作,搜集古今史料,贯通经传,极为广泛。一个人的才能,写作时必然精思细虑,内容繁复,因此他的著作中仍有许多未能完整表达的内容,文字也参差不齐。例如在记载司马相如时,他记述其郡县地名、姓名时详细具体;而在记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物,以及与董仲舒同时代的人时,却常常不写其姓名,甚至有的地方只记郡而不记县,可能是当时来不及细写所致。而我写这部后传,要严格核对史实,统一文辞,不再设立“世家”,只保留“本纪”和“列传”两种体例。《传》中说:“杀史见极,平易正直,这是《春秋》的精神。”
班彪后来被任命为司徒玉况的府属。当时,太子宫刚刚建立,诸王封地也陆续设立,但官吏机构尚未完备,师长保傅大多缺位。班彪上奏说:
孔子说:“人的本性相近,但习性会因环境不同而产生差异。”贾谊说:“如果与善良的人相处,即使不刻意为善,也会逐渐变得善良,就像出生在齐地的人,也无法不讲齐语;如果与不善良的人相处,即使不刻意为恶,也会逐渐变得邪恶,就像出生在楚地的人,也无法不讲楚语。”因此,圣人会谨慎选择与谁交往,慎重对待所处的环境。从前,成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外出时有周公、召公、太史佚随行,入内时有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等辅佐,左右前后,举止无误,所以成王登基后,天下立刻太平。《春秋》说:“爱子要教导他以道义,不能让他走上邪路。骄奢浮华,都是由邪道滋生的。”《诗经》说:“把治国的谋略传给后代,以安顿子孙。”说的就是武王为子孙谋福。
汉朝建立后,高祖派晁错教导太子以法令,贾谊教导梁王以《诗》《书》。到汉景帝时期,也命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儒者,用文章和经学教育太子和诸王,无不重视品德修养,培养人才。如今,太子和诸王虽然从小就学习学问,研习礼乐,但他们的师傅和辅政大臣却没有贤能之士,官属也多有缺失。应当广泛选拔名贤,德行高尚、品行端正、通晓政事之人,担任太子太傅,以及东宫和各封国的师长官员。同时,按照旧制,太子的膳食由十县供给,设有周密的护卫,每五天朝见一次,平时在东厢室中查看膳食,非朝见日则由侍从、中允每日询问,以表明太子不轻慢,能保持敬重。
奏章呈上,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后来,班彪发现司徒廉在望都县为官,深受百姓爱戴。建武三十年,班彪年五十二,病逝于任上。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章等,共九篇。有两个儿子,班固、班超。班超另有一传。
论曰:班彪以通达儒家之道的才能,身处动荡时代,始终行为端正,言语无失正道,做官不急功近利,坚守节操,不违背他人。他用文辞来辅助国家典制,保持清贫淡泊而内心充实。世人说他不追求名利,不认为这是卑贱,实则他坚守道义,淡泊宁静,实在是坚定不移的君子。
班固字孟坚。九岁时就能写文章,朗诵诗赋。长大后,博通各类典籍,对九流百家之言皆有深入研究。他没有固定的老师,不拘泥于章句,只注重把握大义。他性格宽厚,包容众人,不因才学高而自负,人们都敬重他。
班彪写《王命论》后,认为汉朝的兴盛靠的是天命,而非权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汉朝的德政是上天所赐,不是靠争斗得来的。他希望世人能明白,真正的盛世,是德治的结果,而非武力的胜利。
后来,班固继其志业,继承了历史编撰事业。他写了一部《汉书》,系统记载了西汉从高祖到王莽的两百多年历史,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正史巨著。
至于文章《上囿》部分,是班固在《两都赋》或《两都赋》的后半部分,对汉成帝时长安与洛阳两都的盛况进行描写。文中详细描绘了当时贵族游猎、宫廷生活、建筑之美、礼乐之盛。作者通过描写天子出游、狩猎、饮酒、宴乐等场面,展现当时的奢华生活与政治稳定。全文采用铺陈手法,辞藻华美,气势恢宏,充满对盛世的赞美。
例如,他写天子进入上林苑,车驾盛大,群臣随行,飞廉为前导,绕行酆镐、上兰等地,六军出动,百兽惊骇,草木被践踏,山野被惊动。猎手们用各种武器设下陷阱,箭如雨落,鸟兽惊飞,有的被射中两次,血洒山野,场面惨烈却有序。狩猎之后,天子登高览胜,参观三军战绩,然后设宴赐赏,众人尽情欢乐,饮酒作乐,场面盛大。
文中有大量对宫室、园林、建筑的描写,如“未央宫”“桂宫”“明光殿”“长乐宫”“建章宫”等,宫殿层层叠叠,金碧辉煌,甚至可与神仙居所相比,如“承露盘”“仙掌”“金茎”等,象征天人合一、祥瑞降临。
文中还描写后宫生活,后妃众多,各有称号,如“掖庭”“椒房”“昭阳殿”等,宫殿华丽,装饰精美,使用珊瑚、珍珠、翡翠等珍宝,灯火通明,宛如仙境。更有“招白鹄”“舞双鹤”“御矰缴”等情节,描写妃嫔们游乐、赏景的场景。
最后,文章以“若臣者,徒观迹乎旧墟,闻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作结,表示自己只是听闻传闻,未能完全了解当时实际状况,因此无法完全列举所有细节。这既表达了对历史记录的敬畏,也表明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整篇文章文笔壮丽,气势恢宏,既是对汉代盛况的礼赞,也是对历史真实性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