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卷三十八·列传第三十二·朱异等

朱异 贺琛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父巽，以义烈知名，官至齐江夏王参军、吴平令。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馀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其年，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窃见钱唐朱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暗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触响铿锵，值采便发。观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后见明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寻加员外常侍。普通五年，大举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法僧惧祸之至，其降必非伪也”高祖仍遣异报法僧，并敕众军应接，受异节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迁散骑常侍。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大同四年，迁右卫将军。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馀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迁左卫将军，领步兵。二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高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异，异对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归降，敕召群臣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高祖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阁，自言“我国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无所及”。异探高祖微旨，应声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败没，自魏遣使还，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议，异又以和为允，高祖果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时，侯景镇寿春，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与异，辞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报之。八月，景遂举兵反，以讨异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众守大司马门。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者“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为之备。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制《围城赋》，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启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盖以指异。异因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曰“故中领军异，器宇弘通，才力优赡，谘谋帷幄，多历年所。方赞朝经，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恻悼兼怀。可赠侍中、尚书右仆射，给秘器一具。凶事所须，随由资办”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赠焉。异居权要三十馀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馀篇，乱中多亡逸。长子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闰，司徒掾。并遇乱卒。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玚，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玚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玚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玚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玚于乡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琛始出都，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仍补王国侍郎，俄兼太学博士，稍迁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诏琛撰《新谥法》，至今施用。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惟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惟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故无有异。惟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稚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佗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则不得兼于大功。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从琛议。迁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顷之，迁御史中丞，参礼仪事如先。琛家产既丰，买主第为宅，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复为尚书左丞，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未拜，改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并参礼仪事。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是时，高祖任职者，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职。居献纳之任，又不能荐一言。窃闻“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明君不畜无益之臣”，臣所以当食废飧，中宵而叹息也。辄言时事，列之于后。非谓谋猷，宁云启沃。独缄胸臆，不语妻子。辞无粉饰，削槁则焚。脱得听览，试加省鉴。如不允合，亮其戆愚。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雕流，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复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况复烦扰积理，深为民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圣主恤隐之心，纳隍之念，闻之遐迩，至于翾飞蠕动，犹且度脱，况在兆庶。而州郡无恤民之志，故天下颙颙，惟注仰于一人，诚所谓“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须应痛逗药，岂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馀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道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力所不至，还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掌。夫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过俭朴者也。其三事曰：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弘济四海以为心，不惮胼胝之劳，不辞癯瘦之苦，岂止日昃忘饑，夜分废寝。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责下之嫌，下无逼上之咎，斯实道迈百王，事超千载。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之中，尚于无事，必能使国丰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术，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各检其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省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及国容、戎备，在昔应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屯、传、邸、治，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权其事宜，皆须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自普通以来，二十馀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謇謇有闻，殊称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见闻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常欲承用，无替怀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闟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如是献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启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朕无则哲之知，触向多弊，四聪不开，四明不达，内省责躬，无处逃咎。尧为圣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容皆恶。卿可分明显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长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奸猾，某人取与，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四凶终自不知，尧亦永为暗主。卿又云“东境户口空虚，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并何姓名。廉平掣肘，复是何人。朝廷思贤，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实为异事。宜速条闻，当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讼，或复军粮，诸所飚急，盖不获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综理。事实云何济办。恶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无足而行，无翼而飞，能到在所。不威而伏，岂不幸甚。卿既言之，应有深见，宜陈秘术，不可怀宝迷邦。卿又云：守宰贪残，皆由滋味过度。贪残糜费，已如前答。汉文虽爱露台之产，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若以下民饮食过差，亦复不然。天监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营产，则无不富饶。惰游缓事，则家业贫窭。勤修产业，以营盘案，自己营之，自己食之，何损于天下。无赖子弟，惰营产业，致于贫窭，无可施设，此何益于天下。且又意虽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终不能设。奢而富者，于事何损。若使朝廷缓其刑，此事终不可断。若急其制，则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欲使吏不呼门，其可得乎。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足长祸萌，无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亦豪芥不关国家。如得财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卿又云女妓越滥，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于勋附若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为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贪廉各用，勇者可使进取，怯者可使守城，贪者可使捍御，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齐守于西河，岂能济事。吴起育民，必无成功。若使吴起而不重用，则西河之功废。今之文武，亦复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馀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此又是谁。何者复是诡事。今不使外人呈事，于义可否。无人废职，职可废乎。职废则人乱，人乱则国安乎。以咽废飧，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莽亦终移汉鼎。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卿云“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事至方图，知无及也”。如卿此言，即时便是大役其民，是何处所。卿云“国弊民疲”，诚如卿言，终须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语。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国强兵之术，急民省役之宜，号令远近之法，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颊舌。凡人有为，先须内省，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历诋内外，而不极言其事。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乱羊永除，害马长息，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久之，迁太府卿。太清二年，迁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举兵袭京师，王移入台内，留琛与司马杨曒守东府。贼寻攻陷城，放兵杀害，琛被枪未至死，贼求得之，轝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贼复轝送庄严寺疗治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冬，贼进寇会稽，复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后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馀篇。子诩，太清初，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为巴山太守，在郡遇乱卒。陈吏部尚书姚察云：夏侯胜有言曰“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宠幸，任事居权，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罪，至于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失于劝沮，何以为国。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乱，能无及是乎。

译文：

朱异，字彦和，是吴郡钱塘人。父亲朱巽因正直有节操而出名，官至南朝齐江夏王参军、吴平县县令。朱异小时候，外祖父顾欢抚触他，告诉朱异的祖父朱昭说：“这孩子不凡，将来会成为我们家族的栋梁。”十几岁时，朱异喜欢聚集在一起玩赌博游戏，受到乡里人的批评。长大后，他改变品行，拜师求学，广泛研读《五经》，尤其精通《礼记》和《周易》，同时涉猎历史文献，还通晓各种技艺，无论是博弈、算术还是写作，都是他的强项。二十岁时，他前往都城，尚书令沈约当面测试他，故意开玩笑说：“你年纪轻，怎么如此不廉洁？”朱异一时没明白其中意思。沈约便解释道：“天下人只有文采、下棋和读书这些爱好，你偏偏把这些都放弃，这叫不廉洁。”那年，他上书建议在建康设立狱司，地位相当于廷尉。朝廷下令交由尚书府详细审议，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旧制规定，男子年满二十五岁才能正式入仕（即“释褐”）。当时朱异刚满二十一岁，朝廷特旨提拔他为扬州议曹从事史。不久朝廷下诏征集有才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向朝廷举荐朱异，说：“我看到钱塘的朱异，年纪尚轻，却品德深厚，成熟老练。他独处时没有放纵的心思，待人接物时从容有礼，器量宏大，风度雄伟。就像金山万丈，还未登顶；玉海千寻，尚未看清深处。他才德初成，礼服初制，一言一动都铿锵有力，时机一到便能崭露头角。观察他的品行，不仅在十户人家中罕见，若让他承担重任，必定能成就千里之功。”高祖召见朱异，让他讲解《孝经》和《周易》的义理，非常满意，对左右说：“朱异真是不凡。”后来又见明山宾，称赞道：“你举荐的人确实很准确。”随即命令朱异进入西省任职，不久又兼任太学博士。那年，高祖亲自讲解《孝经》，命朱异负责朗读。后来升任尚书仪曹郎，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多次升迁为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又加授员外常侍。普通五年，朝廷北伐，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派人请求归顺，朝廷下令有关部门讨论此事。朱异分析说：“自从我军北上讨伐以来，战功不断，徐州地区实力逐渐削弱，大家都愿意归附元法僧。元法僧害怕招致灾祸，所以归顺一定是真心的。”高祖于是命令朱异回信给元法僧，同时命令各军接受朱异指挥。元法僧果然听从朝廷命令，完全符合朱异的判断。中大通元年，朱异升任散骑常侍。自周舍去世后，朱异接替主管朝廷机要事务，凡是地方官员更换、朝廷礼仪制度、诏令公文，均由他掌管。每当四方上来的奏表、公文堆积如山，他都亲自查阅、详细分析，文思敏捷，笔法流畅，从不中断，片刻之间便可处理完所有事务。大同四年，升任右卫将军；六年，朱异向皇帝请求在仪贤堂为高祖讲解《老子》的义理，皇帝批准。讲解那天，朝廷官员及百姓上千人前来听讲，盛况空前。当时城西又开设了士林馆，聘请学士讲学，朱异与左丞贺琛轮流为高祖讲解《礼记·中庸》的义理。皇太子也召朱异去玄圃讲授《周易》。大同八年，朱异被加封为侍中。太清元年，升任左卫将军，兼任步兵将军；太清二年，升任中领军，仍保留通事舍人职务。

高祖曾梦见中原平定，全朝百姓都庆祝。早上对朱异说：“这是天下大一统的预兆。”后来侯景归降，皇帝召集群臣商议是否接纳。尚书仆射谢举等人认为不可，高祖考虑是否接纳，一时拿不定主意。某日清晨，高祖早早起床去武德阁，自言自语说：“我国多年来太平安定，现在就接受侯景的土地，恐怕不合适，一旦引发动荡，后悔就来不及了。”朱异敏锐地察觉到皇帝的意图，立刻回答说：“陛下圣明，上应天命，北地百姓谁不仰慕。只是时机未到，未能马上实现。如今侯景拥有了北魏一半土地，主动归降，远道来投靠朝廷，这难道不是天意促成、人心所向吗？如果现在不容许他归顺，恐怕会断绝百姓未来对朝廷的期望。这一点非常清楚，希望陛下不要犹豫。”高祖非常认同朱异的意见，又想到之前的梦境，于是决定接受侯景归降。等到贞阳侯战败后，北魏派人返回，说魏国丞相高澄希望恢复和好。朝廷下令有关部门议定对策，朱异又坚持主张和解，高祖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那年六月，朝廷命人送信并派使节，正式与北魏和解。后来，京城被攻破，朱异在叛军中被俘，最终死于狱中。

贺琛，字子道，是钱塘人，出身贫寒。他以精通经典而受到时人赏识。他年轻时就喜好读书，善于通晓经学。后来凭借学问进入朝廷，官至太府卿。太清二年，升任云骑将军兼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起兵进攻都城，王室迁入台城，留下贺琛和司马杨曜镇守东府。叛军很快攻陷城市，放兵杀人，贺琛被乱兵刺伤，尚未死亡。叛军抓到他，用车拉到皇宫，要求见仆射王克和领军朱异，劝他们开城迎接叛军。王克等人拒绝，贺琛流泪而停止。叛军又用车将他送往庄严寺治疗。第二年，京城失守，贺琛逃回家乡。当年冬天，叛军进犯会稽，再次抓到贺琛，押送至都城，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后来贺琛患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贺琛所撰写的《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各种礼仪制度，共有百余篇。他的儿子贺诩，在太清初年，从仪同三司西昌侯府掾属，出任巴山太守，但在巴山任职期间，因战乱而去世。

陈朝的吏部尚书姚察曾说：“夏侯胜说过：‘士人最大的毛病是不懂得经典。只要精通经典，取得高官厚禄就像拾起地上的草芥一样轻易。’朱异和贺琛都出身微贱，凭借经典之学在时运来临之际得以显达，正符合这句话。”然而，朱异最终一味追求权势和宠信，掌握实权，却不懂用道义辅佐君主，只求讨好权贵，以致国家遭难，实为他的责任。后来祸乱暴露，朝廷既未追究他的罪责，又对他追加封赏，惩罚不施，赏赐过度，导致赏罚不明，无法起到惩戒和激励的作用。君子因此认为：太清之乱，正是因为这样的腐败行为才最终酿成。

（注：原文为史实记载，其中部分人物事件涉及复杂历史背景，翻译力求忠实于原文，保留史书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