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任昉等人之所以能夠被任用,正是順應了當時的時代潮流。江淹真正具備先見之明,且性格沉靜;任昉則依靠舊日恩情,秉持內在德行。他們各自成就功名,也是符合其性格和時代要求的。王僧孺博學多才,然而中年遭遇挫折,這並非命運不濟,而是窮通之數的自然體現。
江淹,字文通,是吳郡人,出身寒微,自幼聰慧過人。他自小喜歡學習,年少時便研讀《孝經》,問老師:“此書講什麼?”老師答:“講忠孝之事。”江淹聽後說:“如果真是如此,我願永遠讀下去。”七歲便能讀十萬字,長大後尤其喜愛典籍。家境貧寒,曾靠抄書來供奉母親,抄寫完畢後立即誦讀,通曉全部內容。
在南朝齊時,擔任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非常賞識他。王晏任丹陽尹時,召他擔任功曹,命其撰寫《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設西邸,招攬文人學士,江淹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等,因擅長辭藻而成爲同道好友。其中,江淹與高平人徐夤在學術上齊名。文惠太子曾想將他召入宮中擔任謀臣,於是召他入崇明殿值班。後來王晏去世,江淹出仕爲晉安郡丞,後兼任候官令。建武初年舉薦士人,被始安王遙光推薦,出任儀曹郎,後升任書侍御史,外放爲錢唐令。
江淹與樂安人任昉曾在竟陵王西邸相識,以文章結交友誼。當江淹將赴任縣官時,任昉贈詩曰:“唯有你真正瞭解我,唯有我真正瞭解你。觀察你言行舉止,始終如一。敬重你,如同蘭草與芷草,你我形影不離,過去同行,如今各自遠行。百行之首,是立身之本。你已擁有此德,誰會毀謗你,誰會讚譽你?名望已立,年老何懼?誰來執鞭駕車?我願爲你驅車。”他將劉向《略》、班固《藝》與虞翻《志》、荀彧《錄》等典籍作爲相互勉勵的憑據。他勉勵自己勤奮學習,不倦不怠,珍惜與友人共度的時光,表達了對友情的珍視。
梁朝天監初年,江淹被任命爲臨川王后軍記室,進入文德省任職。後出任南海太守。南海地區民間長期殺牛,毫無禁忌,江淹到任後立即下令禁止。此外,外邦商船帶來的貨物和高涼的俘虜,往往被當地商人以交易牟利。古代州郡習慣於在當地市場直接買賣,利潤數倍,歷任官員都沿襲成規。江淹感嘆道:“過去有人任蜀地長官,終身不帶蜀地物產。我欲留給子孫的,不在於華麗的衣裝。”因此他一概不取。任職兩年,政績顯著,朝廷下詔徵召返回,當地百姓六百人前往京城請求留任,未被允許。回京後,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兼領著作,繼續在文德省值班。他撰寫了《起居注》、《中表簿》等史志,後升任尚書左丞,不久兼任御史中丞。
江淹家境貧寒,母親靠賣紗布維生。他曾隨母親進城時,恰好遇到御史中丞的儀仗,被驅趕跌入溝中。後來被授官當日,隊伍浩蕩,儀仗整潔,他感動得無法自持。不久正式上任。梁武帝曾命沈約等文人共同創作《春景明志詩》,並指定江淹爲其中佼佼者。此後歷任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與銓選,但拒絕請託,政令清廉得體。外放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代理府、州、國事務。起初,武帝曾問他妻妾人數,他回答:“我的家中沒有妻妾,不值得炫耀。”後來在南徐州時,友人把妾帶到他處暫住,他回家後,妾反而懷孕。被王府典籤湯道愍揭發,被逮捕入南司,遭罷官,長期未再任職。友人廬江人何炯仍擔任王府記室,江淹於是寫信給他,表達自己心中之意。後來出任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
江淹擅長文章創作,精通楷書與隸書,廣博熟悉古代史事。有位侍郎金元起想註釋《黃帝內經》,向江淹請教針石之術。江淹回答:“古人用石做針,必定不使用鐵。《說文解字》中有‘砭’字,許慎解釋:‘以石刺病。’《東山經》記載:‘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說:‘可以製成砭鍼。’《春秋》有‘美疹不如惡石’之語,服子慎註釋爲‘石,即砭石。’後來世風改變,佳石難尋,才用鐵代之。”
後來轉任北中郎諮議參軍,進入西省任職,參與編撰譜籍事務。此前,尚書令沈約曾言:“晉咸和初年,蘇峻作亂,典籍盡失。此後從咸和二年到東晉,所存文獻皆詳實精確,收藏於左戶曹前廂,分爲東、西兩庫,稱之爲‘晉籍’,其中內容詳實,實屬寶貴。自宋元嘉二十七年始,朝廷設七條徵發制度,從此濫竽充數、造假登記的弊端漸起,年復一年不斷擴張。至齊朝時,朝廷因文獻不實而憂慮,於是設立東堂校籍,設置郎、史官掌管。結果形成奸弊,以新換舊,昔日地位卑微之人,今日便變爲士族。這些虛假記錄,皆出自愚昧之人,他們無法分辨年號,不知官階。有的將隆安誤記在元興之後,有的將義熙誤記在寧康之前。這些時間在史實上根本不成立,當時並無此年號,亦無此國。元興僅三年,卻荒唐地稱有四年、五年,詔書日曆也與真實曆法不符。校籍的郎官和低級史官都未察覺,更無能力分辨。我認爲宋、齊兩朝士庶不分,職缺被濫用,根源即在於此。我認爲晉籍殘存,應當加以珍視和保護。”武帝因此十分重視譜牒校正,州郡官員多因此受到懲處,於是下詔由江淹修訂《百家譜》。
最初,晉太元年間,員外散騎侍郎平陽人賈弼非常喜好戶籍資料,蒐集衆家譜牒,廣泛整理家族,撰寫出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共七百一十二卷,內容詳盡,基本無遺缺,存放於皇家祕閣,副本置於左戶曹。賈弼之子太宰參軍賈匪之,再傳其子長水校尉賈深,世世代代傳承此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都極爲喜愛此書。王弘每天接待上千賓客,從不觸犯一人名諱;劉湛任選官之職,最初編撰《百家譜》以輔助官員選拔,但內容過於簡略。齊朝衛將軍王儉又加以取捨,做到繁簡得當。而江淹在編撰過程中,將范陽張等九族代替雁門解等九姓。東南諸族另設一卷,不列入《百家譜》之數。普通二年,江淹去世。
江淹喜好典籍,收藏書籍萬餘卷,多爲異本,其藏書規模與沈約、任昉家相仿。他少年時志向堅定,勤奮好學,通曉諸子百家,文辭華麗奔放,多用新奇事例,時人推崇其博學淵深。其著作包括《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其中《兩臺彈事》未收錄於集內,另單列五卷,以及《東宮新記》也廣爲流傳。
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才學出衆,卒於晉安王侍郎之職。丘國賓,吳興人,有才華但不被重用,著書譏諷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常在夜間召集文人學士,用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作爲詩作標準。文琰說:“一寸燭火全燒盡,寫出四韻詩,有何困難?”於是與令楷、江洪等人共同擊打銅鉢,依聲音韻律成詩,聲息中斷則詩成,詩作令人歎賞。劉孝孫,彭城人,博學敏捷,然仕途不順,常嘆曰:“古人或只提出一個觀點,便成就卿相,僅談片刻,便獲白璧,這不過書籍中的虛構罷了。”徐夤,高平人,學識與品行皆佳。其父徐榮祖曾任祕書監,曾犯過罪被監禁,次日被赦免,但頭髮全部變白。齊武帝問他原因,他答道:“我內心有過失,頭髮因此改變。”當時人稱道其誠實自省。
評價曰:兩漢求士,首先重經術;近代重文史。觀江淹、任昉之所以能被重用,正是合乎時代的需要。江淹真正早有識見,性格沉靜;任昉則因舊時恩義,堅守內在操守。他們最終得名位,各有其因。王僧孺博學多才,卻中年陷入困頓,非爲命運不濟,實乃窮通之數的必然結果。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爲北魏衛將軍肅的八世孫。曾祖爲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父爲宋司徒左長史,父親王延年曾任員外常侍,未及任職便去世。王僧孺自幼聰慧,五歲時即機警過人,初讀《孝經》時問老師:“此書講什麼?”老師答:“講忠孝兩件事。”僧孺說:“如果如此,我希望一輩子讀下去。”七歲便能誦讀十萬言,長大後尤其喜愛典籍。家境貧寒,常靠抄寫書籍養活母親,寫完立刻誦讀,全部掌握。
在南朝齊,任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爲賞識。王晏出任丹陽尹時,徵召他爲功曹,命其撰寫《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設立西邸,招攬文人學士,王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等人以文采出衆而結識。其中王僧孺與高平人徐夤爲學林中的佳對。文惠太子曾想將他召入宮任官職,於是召入崇明殿值班。後來王晏去世,王僧孺出任晉安郡丞,仍兼任候官令。建武初年徵召舉薦賢士,被始安王遙光推薦,授任儀曹郎,後升爲書侍御史,外放爲錢唐令。
王僧孺與樂安人任昉曾在竟陵王西邸相識,以文會友。將赴任地方時,任昉贈詩曰:“唯有你真正瞭解我,唯有我真正瞭解你。觀察你言行,始終如一。敬重你,如同蘭草與芷草。你我形影不離,過去同行,如今各走一方。百行之首,是立身之本。你已擁有此德,誰會毀謗你,誰會稱讚你?名聲已立,年老何懼?誰來執鞭駕車?我願爲你駕車。”此詩體現了衆人對他的推崇與敬重。
梁天監初年,王僧孺被任命爲臨川王后軍記室,入朝任文德省待詔。後出任南海太守。南海民俗長期殺牛,無任何禁忌。王僧孺到任後立即下令禁止。此外,外邦商船所運貨物及高涼俘虜,每年數量衆多,常由商人交換。舊時地方州郡在集市上直接買賣,利潤數倍,此爲歷代沿襲。王僧孺感嘆:“過去有人任蜀地長史,終生未帶蜀地物產。我欲留給子孫的,不在華麗衣裝。”因此一概不取。任職兩年,聲名顯赫,政績顯著。朝廷下詔徵召回朝,郡中百姓六百人前往朝廷請求留任,未獲允准。回京後,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兼領著作,繼續在文德省任職,撰寫《起居注》、《中表簿》等史料,後升任尚書左丞,不久兼任御史中丞。
王僧孺早年貧寒,母親靠賣紗布爲生,曾帶他進城,途中遇見御史中丞的儀仗,被驅趕跌落溝中。後來他被正式授官之日,儀仗整齊,隊伍清朗,他感慨涕零,難以自持。不久正式上任。梁武帝曾下令,命沈約等文人共同創作《春景明志詩》,並指定王僧孺爲其中佼佼者。此後歷任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與官員選拔,但拒絕請託,政事清廉。外調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代行州府與王國事務。起初,武帝曾問他妻妾人數,他答曰:“我家無妾,不值得炫耀。”後在南徐州時,友人將妾寄存在他處,他回家後,妾卻懷孕。被王府典籤湯道愍揭發,被逮捕入南司,罷官,長期未得調用。友人廬江人何炯仍任王府記室,王僧孺便寫信致歉,表明自己的立場。後來出任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
王僧孺擅長文章,精於楷書與隸書,熟知古代史事。有位侍郎金元起想註釋《黃帝內經》中的針石之法,向王僧孺請教。王僧孺答:“古人使用石制針,從不用鐵。《說文解字》有‘砭’字,許慎說:‘用石刺病。’《東山經》記載:‘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說:‘可製成砭鍼。’《春秋》有‘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註疏爲‘石,指砭石。’後來世風變化,優良砭石難以尋覓,才用鐵代替。”
後轉任北中郎諮議參軍,進入西省任職,負責編撰譜牒事務。此前,尚書令沈約曾言:“晉咸和初年,蘇峻叛亂,典籍盡失。此後從咸和二年至東晉,所存典籍皆詳實完整,收藏於左戶曹前廂,分爲東、西兩庫,稱爲‘晉籍’,內容詳盡,極爲珍貴。至宋元嘉二十七年,朝廷設立七條徵發制度,開始濫行虛假登記,年復一年弊端蔓延。至齊朝時,因記錄失實而憂慮,於是設立東堂校籍,設置郎史官管理。結果形成奸弊,以新換舊,昔日地位低微者今日成爲士族。這些僞造記錄,皆出自愚昧之人,無法分辨年號,不識官職。有的將隆安誤寫在元興之後,有的將義熙誤記在寧康之前。這些歷史事件在當時根本不存在,元興僅三年,卻荒唐稱有四、五年,詔書日曆與年曆不符。校籍的郎官和史官均未察覺,低級官吏更不知其誤。我認爲宋、齊兩朝士庶不分,職務缺額被濫用,根源即在於此。我認爲晉籍所存,應加以珍視。”武帝因此重視譜牒整頓,州郡官員多遭懲處,於是下詔由王僧孺修訂《百家譜》。
最初,晉太元年間,員外散騎侍郎平陽人賈弼特別喜好戶籍資料,廣收各家譜牒,廣泛蒐集家族,撰成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共七百一十二卷,內容完整,基本無遺漏,藏於皇家祕閣,副本存於左戶。賈弼之子太宰參軍賈匪之,再傳其子長水校尉賈深,世世代代傳承。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皆極愛此書。王弘日夜接待上千賓客,從不觸犯一人名諱;劉湛任選官之職,最初編撰《百家譜》以輔助官員選拔,但內容過於簡略。齊朝衛將軍王儉又加以增刪,達到繁簡得宜。王僧孺在編撰中,以范陽張等九族替代雁門解等九姓,東南諸族另設專卷,不納入《百家譜》之列。普通二年,王僧孺去世。
王僧孺酷愛典籍,收藏書籍萬餘卷,多爲異本,其藏書規模與沈約、任昉家不相上下。他少時勤奮,志向堅定,精通諸子百家,文章文采俊逸,常引用前所未有之事,時人稱其博學豐贍。其著作有《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其中《兩臺彈事》未收入正集,另單列五卷,以及《東宮新記》廣爲流傳。
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才學出衆,卒於晉安王侍郎之職。丘國賓,吳興人,有才華卻未被重用,撰文譏諷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常在夜間召集文人學士,用刻燭成詩,每四韻刻一寸,作爲作詩標準。蕭文琰說:“一寸燭火燃盡,寫出四韻詩,有何難?”於是與丘令楷、江洪等人敲打銅鉢,依聲定韻成詩,聲斷則詩成,令人拍案稱絕。劉孝孫,彭城人,博學聰慧,仕途不順,常嘆曰:“古人或只提出一個見解,便登高位,僅談片刻,便獲厚賞,這不過是典籍中的虛構。”徐夤,高平人,學識與品行俱佳。其父徐榮祖曾任祕書監,曾因罪被囚,次日獲釋,頭髮盡白。齊武帝問他原因,他答:“我內心有失,故發白。”當時世人稱道其誠實。
評價曰:兩漢選士,重在經術;今人重文史。江淹、任昉之所以得用,正是順應時代。江淹早有先見之明,性格沉穩;任昉依靠舊日恩情,堅持操守。他們最終得名位,皆因其性情與時代相適。王僧孺博學多才,然而中年困頓,非命運不濟,實乃窮通之數的自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