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志五·礼志下

宋代 • 薛居正等

礼志下
　　后唐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奏：“来年四月孟夏，禘飨于太庙。谨按礼经，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毁未毁之主，并合食于太祖之庙，逐庙功臣，配飨于太庙之庭。本朝宝应元年定礼，奉景皇帝为始封之祖。既庙号太祖，百代不迁，每遇禘祫，位居东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圣子孙，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圣朝中兴，重修宗庙，今太庙见飨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七庙，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数，不列庙飨。将来禘礼，若奉高祖居东向之尊，则禘飨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庙太祖居东向之位，则又违于礼意。今所司修奉祧庙神主，及诸色法物已备，合预请参详，事须具状申奏。”敕下尚书省集百官详议。户部尚书韩彦惲等奏议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为始封之君，百代不迁，长居庙食，自贞观至于天祐，无所改更，圣祖神孙，左昭右穆。自中兴国祚，再议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数，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将行东向之仪，爰命群臣，同议可否。伏详本朝列圣之旧典，明皇定礼之新规，开元十年，特立九庙，子孙遵守，历代无亏。今既行定礼之规，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将行禘祫之礼，颜真卿议请奉献祖居东向之位，景皇帝暂居昭穆之列，考之于贞元，则以为误，行之于今日，正得其礼。今欲请每遇禘祫之岁，暂奉景皇帝居东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叙列昭穆。”从之。
　　周广顺三年冬十月，礼仪使奏：“郊庙祝文，礼例云：古者文字皆书于册，而有长短之差。魏、晋郊庙祝文书于册。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庙用玉册，明皇亲祭郊庙，用玉为册。德宗朝，博士陆淳议，准礼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议。贞元六年亲祭，又用竹册，当司准《开元礼》，并用祝版。梁朝依礼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册。今详酌礼例，允以祝版为宜。”诏从之。
　　其年九月，南郊，礼仪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礼，祀上帝以苍璧；祀地祇以黄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琮，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两珪有邸。其用币，天以苍色，地以黄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从本方之色，皆长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状，譬圆而琮八方，珪上锐而下方，半珪曰璋，琥为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长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肃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虽有图样，而长短之说或殊。按唐开元中，明皇诏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洁，比来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难办，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庙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从古制，伏请下所司修制。”从之。
　　显德四年夏四月，礼官博士等准诏，议祭器、祭玉制度以闻。时国子祭酒尹拙引崔灵恩《三礼义宗》云：“苍璧所以祀天，其长十有二寸，盖法天之十二时。”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诸书所说，云：“璧皆外圆内方。”又云：“黄琮所以祀地，其长十寸，以法地之数。其琮外方内圆，八角而有好。”国子博士聂崇义以为璧内外皆圆，其径九寸。又按阮氏、郑玄图皆云九寸，《周礼·玉人》职又有九寸之璧。及引《尔雅》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云：“好，孔也；肉，边也。”而不载尺寸之数。崇义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尔雅》云“肉倍好谓之璧”，两边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则其璧九寸明矣。崇义又云：“黄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厚一寸。按《周礼疏》及阮氏图并无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无好。”崇义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尔雅》唯言璧环瑗三者有好，其余黄琮诸器，并不言之，则黄琮八角而无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议，以为尹拙所说虽有所据，而崇义援《周礼》正文，其理稍优，请从之。其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义所议为定。
　　显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对，面奉圣旨，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劳，更备牺牲之用，比诸豢养，特可愍伤，令臣等讨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禀纶言，退寻礼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礼六乐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袭，累经朝代，无所改更。臣闻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质略，近则梁武面牲竹脯，不可宗师，虽好生之德则然，于奉先之仪太劣。盖礼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飨德，不必牲牢之巨细，笾豆之方圆，苟血祀长保于宗祧，而牲俎何须于茧栗。但以国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为便。以臣愚见，其南北郊、宗庙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亲行事，备三牲；如有司摄行事，则用少牢已下。虽非旧典，贵减牲牛。”是时太常卿田敏又奏云：
　　臣奉圣旨为祠祭用犊事。今太仆寺供犊，一年四季都用犊二十二头。《唐会要》武德九年十月诏：“祭祀之意，本以为民，穷民事神，有乖正直，杀牛不如礿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泽、宗庙已外，并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时和年丰，然后克修常礼。”又按《会要》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赦文：“祭祀之典，牺牲所备，将有达于虔诚，盖不资于广杀。自今后每大祭祀，应用骍犊，宜令所司量减其数，仍永为恒式。其年起请以旧料每年用犊二百一十二头，今请减一百七十三头，止用三十九头，余祠飨并停用犊。”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国之大事，郊祀为先，贵其至诚，不美多品。黍稷虽设，犹或非馨；牲牢空多，未为能飨。圜丘、方泽，任依恒式，宗庙诸祠，临时献熟，用怀明德之馨，庶合西邻之祭。其年起请昊天上帝、太庙各太牢一，余祭并随事市供。”若据天宝六载，自二百一十二头减用三十九头；据武德九年，每年用犊十头，圜丘四，方泽一，宗庙五；据上元二年起请只昊天上帝、太庙，又无方泽，则九头矣。今国家用牛，比开元、天宝则不多，比武德、上元则过其大半。案《会要》，太仆寺有牧监，掌孳课之事。乞今后太仆寺养孳课牛，其犊遇祭昊天前三月养之涤宫，取其荡涤清洁，余祭则不养涤宫。若临时买牛，恐非典故。
　　奉敕：“祭祀尚诚，祝史贵信，非诚与信，何以事神！礿祭重于杀牛，黍稷轻于明德，牺牲之数，具载典经。前代以来，或有增损，宜采酌中之礼，且从贵少之文。起今后祭圜丘、方泽、社稷，并依旧用犊；其太庙及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并不用犊。如皇帝亲行事，则依常式。”
　　后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旧仪，太微宫每年五存献，其南郊坛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请差中书门下摄太尉行事，其太庙及诸郊坛，并吏部差三品已上摄太尉行事。”从之。至其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据尚书祠部状，每年太微宫五荐献，南郊坛四祠祭，并宰相摄太尉行事，惟太庙时祭，独遣庶僚，虽为旧规，虑成阙礼。臣等商量，今后太庙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从之。
　　三年十一月，礼仪使奏：“伏准礼经，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汉文，益尊神器，务徇公绝私之义，行以日易月之作制，事久相沿，礼从顺变。今园陵已毕，祥练既除，宗庙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废祀，宜遵礼意，式展孝思。伏请自贞简太后升祔礼毕，应宗庙仪乐及群祀，并准旧施行。”从之。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见大祠则差宰臣行事，中祠则差诸寺卿监行事，小祠则委太祝、奉礼。今后凡小祠，请差五品官行事。”从之。其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太微宫、太庙、南郊坛，宰臣行事宿斋，百官皆入白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诚斋宿，傥遍见于朝官，涉就虔于祠祭。今后宰臣行事，文武两班，望今并不得到宿斋处者。”奉敕宜依。其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今后宰臣致斋内，请不押班，不知印，不起居。或遇国忌，应行事官受誓戒，并不赴行香，并不奏覆刑杀公事。及大祠致斋内，请不开宴。”从之。
　　长兴二年五月，尚书左丞崔居俭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虽不预祭，其日亦不视朝，伏见车驾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后请每遇大祠、中祠，车驾不出。”从之。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来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庙、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气、日月诸祠，并只常服行事，兼本司执事人等，皆著随事衣装，狼藉鞋履，便随公卿升降于坛墠。按祠部令，中祠以上，应斋郎等升坛行事者，并给洁服，事毕收纳。今后中祠已上，公卿请具祭服，执事升坛人并著履，具绯衣帻子。又，臣检《礼阁新仪》，太微宫使卯时行事。近年依诸郊庙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后请依旧以卯时。”从之。
　　清泰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据太常礼院申，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庙，太尉合差宰臣摄行。缘冯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斋内；今刘昭又奏见判三司事烦，请免祀事。今与礼官参酌，诸私忌日，遇大朝会，入阁宣召，尚赴朝参。今祔飨事大，忌日属私，斋日请比大朝会宣召例，差李愚行事。”从之。
　　晋开运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监祭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临日或遇疾病，或奉诏赴阙，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阙便依次第定名，庶无阙事。”从之。《永乐大典》卷一万七千五十二。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议唐少帝谥，庙号景宗。博士吕朋龟奏：“谨按礼经，臣不诔君，称天以谥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谥册告天于圜丘，回读于灵座前，并在七月之内，谥册入陵。若追尊定谥，命太尉读谥册于太庙，藏册于本庙。伏以景宗皇帝，顷负沈冤，岁月深远，园陵已修，不祔于庙，则景宗皇帝亲在七庙之外。今圣朝申冤，追尊定谥，重新帝号，须撰礼仪。又，《礼》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庙。且汉之殇、冲、质，君臣已成，晋之惠、怀、愍，俱负艰难，皆不列高食，止祀于园寝。臣等切详故实，欲请立景宗皇帝庙于园所，命使奉册书宝绶，上谥于庙，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时委守奉荐。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官详议施行。”右散骑常侍萧希甫等议请依礼院所奏。奉敕：宜令本州城内选地起庙。乃于曹州立庙。
　　四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先据太常寺定少帝谥昭宣光烈孝皇帝，号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为帝，飨乃承祧，既号景宗，合入宗庙，如不入宗庙，难以言宗。于理而论，祧一远庙，安少帝神主于太庙，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别庙，即请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内有‘基’字，是明皇庙讳，虽寻常诏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继世之孙，不欲斥列圣之讳，今改‘基’为‘宗’字。”从之。
　　八月戊申，明宗服兖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礼毕，册使兵部尚书卢质押册出应天门登车，卤簿鼓吹前导，入都亭驿，翌日，登车赴曹州。时议者以追尊则可，立之为宗，不入太庙，深为失礼。夫言宗者，功业纂于祖祢，德泽被于生民，发号申令可也。且辉王纂嗣之日，国命出于贼臣，君父衔冤，母后涂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谥易名，当循故实。如汉之冲、质，晋之闵、怀，但尊称而无庙号；前代亡国者周赧、汉献、魏陈留，亦不称宗；中兴之追谥者孺子婴，光武竟无追宗之典。设如自我作古，酌于人情，则谓之为“景宣光烈”，深不称也。古之周景、汉景、周宣、汉宣，皆中兴再造之主。至如国朝，太祖曰景皇帝，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运，皇纲复振故也。今辉王亡国坠业，谓之“宣景”，得无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书省集议，虽有智者，依违不言。至是，既立为景宗，陵号温陵，乃于曹州置庙，以时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为三献官。后宰臣知其非，奏去庙号。
　　晋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礼院奏：议立唐朝帝庙，引武德年故事，祀隋三帝。今请立近朝庄宗、明宗、闵帝三庙，庶合前规。诏曰：“德莫盛于继绝，礼莫重于奉先。庄宗立兴复之功，明宗垂光大之业，逮乎闵帝，实继本枝，然则丕绪洪源，皆尊唐室。继周者须崇后稷，嗣汉者必奉高皇，将启严祠，当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其月，太常礼院又奏：“唐庙制度，请以至德宫正殿隔为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为坎，中容二主。庙之南一屋三门，门戟二十有四；东西一屋一门，门无棨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币帛牲牢之类，光禄主之。祠祝之文，不进不署，神厨之具，鸿胪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迁者六，未立者四，未谥者三。高祖、太宗与其后暨庄宗、明宗，其主在清化里之寝宫，祭前二日，以殿中伞扇二十，迎置新庙以享祀。闵皇帝、庄宗明宗二后及鲁国孔夫人神主四座，请修制祔庙，及三后请定谥法。”从之。
　　周广顺元年二月，太常礼院上言：“准敕，迁汉庙入升平宫。其唐、晋两朝，皆止五庙迁移，今汉七庙，未审总移，为复只移五庙？敕宜准前敕，并移于升平宫。其法物、神厨、斋院、祭服、祭器、馔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禄等寺给；其读文太祝及奉礼郎，太常寺差。每仲飨，以汉宗子为三献。”从之。

译文：

古代的祭祀制度，一直沿用传统规矩。例如，唐高祖、太宗、庄宗、明宗、闵帝五庙，是根据国家礼仪设立的，以继承唐室正统。在礼仪上，设立专门的庙宇，规定了祭祀的仪式，如祭品、祭文、神厨器具等由相关部门负责，读祭文的太祝及奉礼郎由太常寺派遣，每年仲月举行祭祀，以汉朝宗室子弟为三献官主持。

对于追谥之事，根据礼法，君臣关系建立后，若君主未入祖庙，将难以称“宗”。景宗皇帝生前曾遭冤屈，长期被贬，最终虽被追谥为景宗，但其未被立于太庙，因此被认为不合礼制。后来，有大臣认为，称“景宗”不妥，因为“景”“宣”之名常用于中兴之主，而辉王是亡国之君，不应与中兴之君并列。故最终取消了“景宗”庙号，只称“昭宣光烈孝皇帝”，并在曹州建庙告祭，但由州刺史以下官员担任三献官。

在晋天福年间，太常礼院建议为唐朝帝王立庙，参考武德年间祭祀隋朝三帝之例，提议为庄宗、明宗、闵帝设立专门庙宇，以符合先代礼制。皇帝批准此议，并认为继绝是德行，奉先为礼之本，庄宗复兴大唐，明宗发扬光大，闵帝作为继承者，皆应受尊崇。因此决定设立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

此外，太常礼院还制定了详细的庙制，如唐庙以至德宫正殿划分为五室，中间设石坎，供奉二位主神；南端设三门，设有二十枝戟；东西端设单门，无戟。四时祭祀，以一羊一豕为牲，由光禄寺管理。祭文不署名，仪式由鸿胪寺监督。共十位神主，有六位已迁入新庙，四位尚未立庙，三位尚未谥号。高祖、太宗及其后妃与庄宗、明宗的神主安置在清化里寝宫，祭前两天用二十面伞扇迎入新庙祭祀。闵帝、庄宗、明宗二位后妃及鲁国孔夫人四座神主，需修制祔庙，并确定其谥号。

周广顺元年，太常礼院奏请将汉代七庙迁至升平宫，按前例，只需迁五庙，汉代七庙是否全迁尚未明确。皇帝下诏，依前令，将唐、晋两朝的五庙迁移至升平宫，所有法物、神厨、斋院、祭服、祭器、膳食等均按中祠标准设置，使用少牢祭祀，由光禄寺提供物资，太祝和奉礼郎由太常寺指派。每年仲月举行祭祀，由汉朝宗室子弟担任三献官主持。该议获批准并施行。

（注：全文翻译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万七千五十二，内容综合反映了五代时期关于宗庙、祭祀、谥号、追尊等主要礼制的演变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