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選舉一等

元代 • 脫脫、阿魯圖

選舉一
　　自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於《舜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於得賢而已。考其大要，不過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參酌之，賦論之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銓選者每曰："以年勞取人，可以絕超躐，而不無賢愚同滯之嘆；以薦舉取人，可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每曰："拘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澆風；通譽望，則權貴請託，徒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
　　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於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於官給歷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鹹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強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爲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臚爲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蔭；五曰保任；六曰考課。煩簡適中，隱括歸類，作《選舉志》。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今以科目、學校之制，各著於篇。
　　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凡《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凡《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凡《三禮》，對墨義九十條。凡《三傳》，一百一十條，凡《開元禮》，凡《三史》，各對三百條。凡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凡明法，對律令四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間經引試，通六爲合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諸州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不通經義，則別選官考校，而判官監之。試紙，長官印署面給之。試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試經義，朱書通、否，監官、試官署名其下。進士文卷，諸科義卷、帖由，並隨解牒上之禮部。有篤廢疾者不得貢。貢不應法及校試不以實者，監官、試官停任。受賂，則論以枉法，長官奏裁。
　　凡命士應舉，謂之鎖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許有大逆人緦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並試卷之首，署年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收納，月終而畢。將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聯保，與狀僉同而定焉。凡就試，唯詞賦者許持《切韻》、《玉篇》，其挾書爲奸，及口相受授者，發覺即黜之。凡諸州長吏舉送，必先稽其版藉，察其行爲；鄉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內有缺行，則連坐不得舉。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之負藝者，號曰"公薦"。太祖慮其因緣挾私，禁之。
　　自唐以來，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故賤其科，而"不通"者其罰特重。乾德元年，詔曰："舊制，《九經》一舉不第而止，非所以啓迪仕進之路也；自今依諸科許再試。"是年，諸州所薦士數益多，乃約周顯德之制，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者殿五舉，諸科初場十"不"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不"殿三舉，第一至第三場九"不"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訓子，安得登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自是，別命儒臣於中書覆試，合格乃賜第。時川蜀、荊湖內附，試數道所貢士，縣次往還續食。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蓋自此始。
　　五年，禮部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試也。明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訴昉用情取捨，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並准以下，乃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昉等尋皆坐責。殿試遂爲常制。帝嘗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八年，親試進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時江南未平，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亦賜《三傳》出身。
　　太宗即位，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太平興國二年，御殿覆試，內出賦題，賦韻平側相間，依次而用。命李昉、扈蒙第其優劣爲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人。並賜及第。又閱貢藉，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亦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爲詩二章賜之。甲、乙第進士及《九經》，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亦優等授官。三年九月，廷試舉人。故事，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間一年或二年乃貢舉。
　　五年，覆試進士。有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特授近藩掌書記。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篇，篇八句。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
　　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就瓊林苑。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雍熙二年，廷試初唱名及第，第一等爲節度推官。是年及端拱初，禮部試已，帝慮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於是由再試得官者數百人。凡廷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
　　舊制，既鎖院，給左藏錢十萬資費用。端拱元年，詔改支尚書祠部，仍倍其數，罷御廚、儀鸞司供帳。知貢舉宋白等定貢院故事：先期三日，進士具都榜引試，借御史臺驅使官一人監門，都堂簾外置案，設銀香爐，唱名給印試紙。及試中格，錄進士之文奏御，諸科惟籍名而上；俟制下，先書姓名散報之，翌日，放傍唱名。既謝恩，詣國學謁先聖先師，進士過堂閤下告名。聞喜宴分爲兩日，宴進士，請丞郎、大兩省；宴諸科，請省郎、小兩省。綴行期集，列敘名氏、鄉貫、三代之類書之，謂之小錄。醵錢爲遊宴之資，謂之酺。皆團司主之。制下，而中書省同貢院關黃覆奏之，俟正敕下，關報南曹、都省、御史臺，然後貢院寫春關散給。登科之人，例納朱膠綾紙之直，赴吏部南曹試判三道，謂之關試。
　　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校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爲例。既廷試，帝諭多士曰："爾等各負志業，效官之外，更勵精文采，無墜前功也。"詔刻《禮記·儒行篇》賜之。每科進士第一人，天子寵之以詩，後嘗作箴賜陳堯叟，至是，並賜焉。先是，嘗並學究、《尚書》、《周易》爲一科，始更定本經日試義十道，《尚書》、《周易》各義五道，仍雜問疏義六道，經注四道。明法舊試六場，更定試七場：第一、第二場試律，第三場試令，第四、第五場試小經，第六場試令，第七場試律，仍於試律日雜問疏義六、經注四。凡《三禮》、《三傳》、《通禮》每十道義分經注六道、疏義四道，以六通爲合格。
　　自淳化末，停貢舉五年。真宗即位，複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先是，國子監、開封府所貢士，與舉送官爲姻戚，則兩司更互考試，始命遣官別試。
　　鹹平三年，親試陳堯諮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嘗預貢者。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又賜河北進士、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願試武藝及量才錄用者，又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命禮部敘爲一舉。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舊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復廷試，賜出身者亦免選，於是策名之士尤衆，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乃詔有司，凡賜同出身者並令守選，循用常調，以示甄別。又定令：凡試卷，封印院糊名送知舉官考定高下，復令封之送覆考所，考畢然後參校得失，不合格者，須至覆場方落。諭館閣、臺省官，有請屬舉人者密以聞，隱匿不告者論罪。仍詔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親族賓客求賜科名。
　　景德四年，命有司詳定《考校進士程式》，送禮部貢院，頒之諸州。士不還鄉里而竊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複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諸州解試額多而中者少，則不必足額。
　　尋又定《親試進士條制》。凡策士，即殿兩廡張帟，列几席，標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闕外，翌旦拜闕下，仍入就席。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考官定等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爲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並試卷以聞。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學識優長、詞理精絕爲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爲第二；文理俱通爲第三；文理中平爲第四；文理疏淺爲第五。然後臨軒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餘如貢院舊制。
　　大中祥符五年，詔士曾預南省試者，犯公罪聽贖罰。令禮部取前後詔令經久可行者，編爲條制。諸科三場內有十"不"、進士詞理紕繆者各一人以上，監試、考試官從違制失論，幕職、州縣官得代日殿一選，京朝官降監場務，嘗監當則與遠地；有三人，則監試、考試官亦從違制失論，幕職、州縣官衝替，京朝官遠地監當；有五人，則監試以下皆停見任；舉送守倅，諸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不"，即罰銅與免殿選監當，進士詞理紕繆亦如之。後又詔："試鎖廳者，州長吏先校試合格，始聽取解；至禮部不及格，停其官，而考試及舉送者，皆重置罪。"八年，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監以內侍二人。詔："進士第一人，令金吾司給七人導從，聽引兩節。著爲令。"
　　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乂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其貢禮部而數詘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學，乃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採。而狃於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時晏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取材識短長。今諸科專記誦，非取士之意，請終場試策一篇。"詔近臣議之，鹹謂諸科非所習，議遂寢。舊制，鎖廳試落輒停官，至是始詔免罪。
　　景祐初，詔曰："向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憫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進士五舉、諸科六舉；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爲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於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
　　初，貢士踵唐制，猶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傭人書之。景德中，嘗限舉人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公卷及後所試書體不同，並駁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實，即斥去，永不得赴舉。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採名譽，觀素學，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錄法，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可罷。"自是不復有公卷。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滅裂，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鹹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復如舊。
　　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爲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罷。"
　　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髮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其踵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
　　初，禮部奏名，以四百名爲限，又諸科雜問大義，僥倖之人，悉以爲不便。知制誥王珪奏曰："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唐制，逮興國中，貢舉之路浸廣，無有定數。比年官吏猥衆，故近詔限四百人，以懲其弊。且進士、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試皆通爲中第，大略與進士等，而諸科既不問經義，又無策試，止以誦數精粗爲中否，則其專固不達於理，安足以長民冶事哉？前詔諸科終場問本經大義十道，《九經》、《五經》科止問義而不責記誦，皆以著於令。言者以爲難於遽更，而圖安於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輕易焉。"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鉤章棘句，浸失渾淳。歐陽脩知貢舉，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脩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幹進者，不可勝數。
　　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鹹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嘆。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僞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
　　時以科舉既數，而高第之人驟顯，欲稍裁抑。遂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籤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鎖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乃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之前四之三爲率，明經、諸科毋過進士之數。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誦數，趨鄉舉者狃於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史館蘇軾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
　　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以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佔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爲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爲一號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
　　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或言："高科任籤判及職官，於習法豈所宜緩。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爲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恥此學。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舊制，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試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後復令存諸科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於令，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遂詔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是後著爲令。
　　時方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爲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舊明法最爲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傢俬學，今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併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佔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佔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上多向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
　　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許各舉一人。凡試進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後分路別立額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無其人則否。預薦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許用特奏名格赴廷試，後以爲常。既而詔須特命舉乃舉，毋概以科場年上其名。
　　六年，詔復通禮科。初，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熙寧嘗罷，至是始復。凡禮部試，添知舉官爲四員，罷差參詳官，而置點檢官二十人，分屬四知舉，使協力通考；諸州點檢官專校雜犯，亦預考試。
　　八年，中書請御試複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才八十二人。"於是詔："來年御試，習詩賦人複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概試三題。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對仍試策。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詔儒臣探討，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者習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四年，詔禮部，凡內外試題悉集以爲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復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佔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既而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
　　徽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五年，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即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貧且老者甚病之，故詔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隸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疑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一次。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意，必欲釐而爲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爲澹泊。請擇考官而戒飭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強爲對偶者，庶幾稍救文弊。"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閹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嘗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逾此年之盛。然雜流閹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及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大較猶可取也。崇寧、大觀之後，達官貴胄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勝紀矣。
　　《宋史》　元·脫脫等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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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舉制度的演變如下：

起初，朝廷重視文人道德，以德行爲先，再論才學。宋神宗時期，推行“經義、策論”取士，強調儒家經典與治國理政的見解，被認爲是恢復先王法度，爲歷代沿用的制度。但王安石主張以“私學”爲標準，導致各地官學講解多依其說。至於律法科，被視爲官府實務，使讀書人通曉法理，與法律相契合，無需另設“明法”一科，以免養成刻薄之風，不利於育人和淳化風氣。

元豐四年（1081年），朝廷恢復經義與詩賦兩科，廢除律義考試。詩賦進士須在《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六經中選擇一經學習。初次考試爲經義二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次考試爲賦和律詩各一首；第三次爲論一篇；末次爲子史及時務策二道。專攻經學的考生，須學習兩經，其中《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可兼修不同經類，如《左氏春秋》可兼《公羊》《穀梁》《書》，《周禮》可兼《儀禮》或《易》，《禮記》與《詩》可兼《書》。考生若願專修兩大學經，可聽從，但不得專攻兩中經。初試爲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再試爲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再試論策，如詩賦科。以四場綜合評定高下，解額各佔一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捨，兼習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名次高低則結合策論評判。此後，詩賦科目重新興起，專攻經學者寥寥無幾，各地反映分額不均，最終規定經義不得超過總額的三分之一。

司馬光建議設立“經明行修”一科，由朝廷官員每年各舉一人，以鼓勵士人重視德行，表明不唯以文才取士的宗旨。若所舉之人違犯名教或犯贓私罪，則追究舉薦者的責任，不赦免，以杜絕濫舉。這樣，鄉間和家庭中的士人，自會謹慎修身，不敢輕慢聲譽，所謂“不言之教”，無需日復一日的訓誡，自然形成良好的道德風氣。於是設立此科，允許各舉一人。凡參加進士考試者，在中第當日，若被薦爲“經明行修”者，可升爲甲第。後又分路設立六十一名名額，由州縣保舉上報，監司考察後報批，若無此人則不予錄取。推薦者不需赴州郡應試，僅在禮部考試，若未中，可依特奏名規則參加殿試。此後規定，必須由皇帝特命舉薦，不得隨年度科舉名單隨意推薦。

元祐六年（1091年），朝廷恢復“通禮”科。起初，開寶年間曾將鄉貢《開元禮》改爲《通禮》，熙寧年間曾廢除，至此時再度恢復。每逢禮部考試，增加主考官四員，廢除參詳官之職，設立點檢官二十人，分屬各主考官，協力共同考校；各州的點檢官專責查驗雜犯，也參與考試。

元祐八年（1093年），中書省建議恢復御試舊制，即試詩賦、論、策三題。並指出：“士子多數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數達兩千一百多人，但不兼習詩賦者僅八十二人。”因此，詔令：來年御試時，習詩賦者須再複試三題，專攻經學者則只考策論。此後，御試皆以三題爲準。宋哲宗親政後，羣臣多言元祐年間改革學校與科舉制度不當，哲宗念及宣仁太后長期保佑之功，未予更改。紹聖初年，有更多人主張改革，朝廷於是下詔：進士考試廢除詩賦，專以經義取士，殿試仍試策論。

起初，神宗爲振興文字學，命儒臣研究探討，王安石提出具體意見，學者逐漸習以爲常。元祐年間被禁用。到此時，解除禁令。四年（1097年）下詔：禮部所有內外試題，均集中歸檔，考試時發給考官，防止重複出題。同時廢除《春秋》科，考試中優先錄取《禮記》《儀禮》二經，兩經可佔總名額的一半，其餘部分用於其他經書。不久又重新設立《春秋》博士，崇寧年間又廢除。

徽宗年間，在國都郊外設立“辟雍”，供中舉生員升貢時學習和居住。皇帝親臨，對博士弟子給予不同等級的恩賞。然而，州郡仍以科舉取士，未完全依賴學校。崇寧三年（1104年），朝廷下詔：“全國取士，一律由學校升貢，州郡的解試及禮部考試一律廢止。”自此，每年由學校直接進行上舍生考試，由知府擔任主考官，與禮部考試相仿。崇寧五年（1106年），下詔：“每歲大考，應適當結合科舉與學校取士的方式進行一次，以使遙遠地方的士子知曉此政策。”當時，各地普遍實行三舍法，但許多被免試進入學校者，皆爲官宦子弟，而一般學生需長期在學，多次試才符合標準，貧苦和年老的士人因此深受其苦，故朝廷下詔保留科舉制度，而未立即廢止。

大觀四年（1110年）五月，發生星變，皇帝下令對政事進行多方面整頓。侍御史毛註上奏：“士子已有定額，科舉又廢除，那麼不在學校籍貫者便失職了。天道能察民情，士子是百姓中最優秀者，如今失職，似乎上天正在譴怒。建議將解額中的部分名額分配給升貢者，暫不廢除科舉，以順應天意。”朝廷遂下令恢復科舉一次。臣僚進言：“考題所用文字，一味追求對仗華麗，即使題意單一，也強分兩意以湊成對偶；真正有深刻理趣的文稿，反而被譏爲淡泊。請求選擇考官，並加以訓誡，取其有理致者，黜其強爲對偶者，或許能稍作改善文風弊病。”

宣和三年（1118年），朝廷下令在全國廢除三舍法，開封府及各地州郡一律以科舉取士，僅保留太學的三舍制，用於日常教學與考試，遇科舉時仍須由州郡發解。

宣和六年（1124年），禮部所試進士達一萬五千人，朝廷特增百人名額，正奏名賜第者達八百餘人，凡上書獻頌、直接呈獻詩文並獲認可者，可赴試，幾乎百人。其中，儲宏等屬太監梁師成的家僕或小吏，也獲賜進士及第。梁師成曾在大觀三年考中甲科。自科舉制度設立以來，南宮考試從未如此興盛。然而，這種非正規出身的宦官、小吏充斥仕途，嚴重玷污了科舉制度，祖宗良法已然蕩然無存。

凡士人並非通過科舉或三舍制獲得進士身份和出身的，途徑多種多樣：如才學優異者、文學有才者、官吏能言善諫者、在殿試中法律考試成績優異者、有武才者、童子能文者、邊疆將領之子因戰功被奏舉者，雖有得失，但大多仍可取。至崇寧、大觀、宣和年間，這類非正式途徑日益增多，逐漸破壞了科舉制度的公平性與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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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結束）

（溫馨提示：此翻譯爲基於原文的完整、準確、可讀性強的現代中文版本，適合用於理解科舉制度演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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