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卷一百三·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遼史·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現代漢語翻譯:
文學上
遼國起初興起於松漠之地,太祖以軍事爲主,四處征戰,禮制文教自然來不及建立。等到太宗攻入汴京,奪取了後晉的書籍、禮器帶回北方後,國家制度才逐漸得以完善。到了景宗、聖宗時期,纔開始推行科舉制度,士人得以從低級職位逐步升任到朝廷要職,逐漸形成了崇尚儒學的良好風氣。然而,遼國地處三面邊境,常年面臨敵對勢力的威脅,每年都要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軍事操練和巡視,因此在典章制度和文化事業方面,與古代相比仍然嚴重不足。然而,歷經兩百年的積累,如果沒有幾位有識之士來整理和推動這些文化事業,後世又怎能有史書記載、傳承和研究呢?因此,特編寫《文學傳》以記錄此事。
蕭韓家奴,字休堅,是涅剌部人,中書令安摶的孫子。他自幼好學,二十歲時進入南山讀書,廣泛閱讀經史典籍,通曉遼、漢兩種文字。統和十四年纔開始擔任官職。家中有一頭牛,原本不堪驅使,他的僕人想趁機高價賣掉。蕭韓家奴說:“只顧自己獲利,卻傷害他人,這不是我所希望的。”於是,他把錢退回,自己把牛贖回來。二十八年時,他任右通進,主管南京的栗園事務。重熙初年,擔任三司使副職。四年,升任天成軍節度使,後調任彰愍宮使。皇帝與他交談後,認爲他有才識,任命他爲“詩友”。有一次閒聊時,皇帝問:“你在外地有沒有聽到什麼異事?”蕭韓家奴回答:“我只聽說炒栗子的事:小的栗子熟了,大的就會不熟;大的熟了,小的就會焦了。只有大小栗子同時熟透,纔算完美。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知道。”這是因爲他曾掌管栗園,借炒栗子的現象來委婉進諫,皇帝聽了大笑,並下詔讓他寫《四時逸樂賦》,皇帝稱讚說寫得好。
當時朝廷下詔天下官員進言治國之道,問:“徭役沒有比過去增加,征伐也極少發生,年成豐收、國庫充實,可百姓依然困苦,這是官吏怠慢,還是百姓懶惰造成的?現在的徭役中,哪一類最重?哪一類最苦?哪些可以免除會更合時宜?補役制度應該如何恢復?盜賊問題如何可以有效制止?”蕭韓家奴回答說:
我觀察近年來的情況,高麗尚未歸附,阻卜部族仍很強大,邊防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朝廷曾選拔富裕百姓前往邊地戍守,要求他們自己準備糧草。但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常常耽誤幾個月;等到抵達駐地,費用已花費過半,往往只帶一頭牛、一輛車,很少有人能安全返回。那些沒有成年男子的農戶,只能加倍僱工代役,百姓畏懼勞苦,中途逃亡,因此戍邊士兵的糧食常常無法得到保障。若向別人借貸,利息高達十倍,甚至有人賣兒子、割田地都無法償還。有些人因逃避徭役而滯留軍隊,最終去世,朝廷又用年輕力弱的士兵補上。在鴨淥江以東地區,戍守的情況大致如此。更何況,渤海、女真、高麗三地可能結成聯盟,時常發生征伐。富裕的百姓參軍,貧苦的則負責偵察巡邏。加上天災人禍、水旱頻發,莊稼歉收,百姓日益困苦。這都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然。
目前最重的徵役,莫過於西邊的戍邊。如果沒有西邊戍邊,即便遇上災年,百姓的困苦程度也不會達到如此地步。如果能夠將西邊戍守的部隊遷移至更靠近邊境的地方,那麼來回奔波的負擔就會減輕,百姓就不會深陷於困苦。有人認爲遷移不利:第一,會削弱國家聲威;第二,會招致敵人的侵擾;第三,會放棄本來用於耕牧的良田。我認爲這都不對。阻卜各部,自古以來就存在。過去,他們分佈在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之間,散居各地,沒有統一組織,往往四處搶掠。太祖西征,直抵流沙之地,阻卜望風歸降,西域諸國也都願意前來朝貢。於是朝廷遷徙他們的部衆,設立三部,納入我朝管轄,未建城池,也未設邊防部隊,阻卜世代不敢侵犯我方。統和年間,王太妃出兵西域,拓地甚廣,歸附者衆多。後來有些部族反叛,鄰近部族出兵討伐,使其互相牽制,這才真正掌握了治理遠方部族的方法。後來建可敦城,開疆拓土數千裏的地方,西北邊疆人民的勞役日益增多,生計日益枯竭。一旦發生緊急情況,無法及時救援,部族的歸附與叛亂也總是反覆無常。表面上看似廣袤,實際上並未真正掌握這片土地。因此,若想真正穩固邊疆,必須重視這一問題。
我認爲,應當效仿唐朝的典例,追尊四代祖先爲“皇帝”,這樣不但可以彰顯我朝宏大的事業,也能使早已失傳的禮制再度恢復。奏疏呈上後,皇帝採納了建議,於是開始追封玄祖、德祖爲皇帝,正式舉行追諡儀式。
蕭韓家奴每次看到皇帝出獵,都一定會勸諫。曾有一次,有關部門上報秋山狩獵中,熊虎傷死數十人,蕭韓家奴將此事記錄在冊。皇帝看見後,命令將此事刪去。蕭韓家奴出來後,又重新書寫。幾天後,皇帝看到後說:“史官記錄應該就是這樣的。”皇帝詢問蕭韓家奴:“我朝創業以來,哪位君主最賢明?”蕭韓家奴回答:“穆宗。”皇帝感到奇怪,說:“穆宗嗜酒,性格暴躁,喜怒無常,視人如草芥,你怎麼說他是賢君?”蕭韓家奴回答:“穆宗雖然暴虐,但減輕徭役、減輕賦稅,百姓安居樂業。整個穆宗在世期間,沒有任何人因無罪被處死,而今天秋天在山中打獵,造成數十人傷亡,這在歷史上都是極爲罕見的。所以我認爲穆宗纔是賢君。”皇帝沉默不語。
朝廷下詔,命他與耶律庶成共同整理從遙輦可汗到重熙年間的歷史事蹟,編成二十卷進獻。十五年時,又下詔說:“古代治國者,必須明禮義、正法度。我朝建立以來,歷代君主都有賢德,雖然境內外都歸附我們,但禮制書籍尚未編寫,無法爲後代提供借鑑。你可與耶律庶成參考古制,結合當今實際,制定一部完整的禮法典籍。若有疑問,可與北院、南院共同商議。”蕭韓家奴接到命令後,廣泛查閱古代典籍,從天子到平民,從禮儀到制度,都力求符合實際,不背離古代傳統,最終撰成三卷禮法,進呈皇帝。又奉命翻譯各類典籍,蕭韓家奴希望皇帝瞭解古今成敗得失,因此翻譯了《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當時皇帝因年老,不喜朝會,便任命他爲歸德軍節度使,以治地方聞名。皇帝派使者慰問,蕭家奴上表謝恩。後被召回修撰國史,去世時享年七十二歲。其著作《六義集》共十二卷,流傳於世。
李澣,早年在後晉任中書舍人,晉朝滅亡後歸附遼國。當時太宗去世,世宗即位,政局動盪不安,李澣與高勳等十餘人滯留在南京。多年後,才隨同返回上京,被任命爲翰林學士。穆宗即位後,他逐漸升遷至工部侍郎。當時他的兄長李濤在汴京擔任翰林學士,祕密派人召他回汴京。李澣接到信後,藉口求醫,前往南京,換裝夜間逃出,打算返回汴京。走到涿州時,被巡邏官兵抓到,送回南京,關入官府。他趁獄卒熟睡時,用衣帶自縊,未死,反而被加強看管。後來被押解至上京,自投潢河,被鐵索拉住,仍不死。最終抵達上京,皇帝想將其處死。恰逢高勳已被任命爲樞密使,出面勸諫,才得以阻止。高勳多次向皇帝陳述:“李澣本來並無背信負恩之舉,只是因母親年過八十,急於探望,才犯了罪。而且李澣學識淵博,詞章出衆,當今世上少有人能比得上。若能讓他掌管朝廷文書,將大大提升國家文采。”皇帝怒氣稍息,但仍將他囚禁於奉國寺,長達六年,備受折磨。後來,皇帝打算爲太宗立功德碑,高勳上奏說:“沒有李澣,無人能執筆撰寫。”皇帝採納建議,碑文完成之後進呈,皇帝十分高興,於是赦免了李澣的罪行,並升任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之後去世。
評曰:在統和、重熙年間,遼國致力於發展文治,蕭韓家奴的對策洋洋灑灑達數百字,內容切實可行,可直接應用於國家治理,堪稱遼國的晁錯、賈誼。至於李澣,雖在文辭方面聞名,但其爲人處事、進退得失並不值得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