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貨三
錢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制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戶部、並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爲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並禁之。十年，上諭戶部臣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酤榷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齎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爲。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爲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遍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爲而使至此。且戶部與它部不同，當從宜爲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戶部官誰不能爲。”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鍾、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冶，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於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佈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覆問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幣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礦苗脈。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澀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雲。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並用。
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爲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私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製。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蓋以代州長貳廳幕兼領，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監丞爲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爲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慰丞相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齎，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尚聞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爲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爲一監，以利通爲名，設副監、監丞，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爾。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挽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礦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礦，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即低，又有刻剝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遂罷代州、曲陽二監。
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浸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
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符，承都堂札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克工墨錢若干文。庫掐、攢司、庫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間定製，民間應許存留銅鍮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去廾｝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文，鈸鈷鐃磬每斤一貫九百二文，鈴杵坐銅者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減賣鏡價，防私鑄銷錢也。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採銅，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
五月，敕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爲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或有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者，參知政事胥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尚壞，不償將盡壞矣！若果無用，曷別爲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陝西市易亦有用銀布姜麻，若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物，貯於庫。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陝西交鈔多於見錢，使民艱於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榷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即全給交鈔。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製，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二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皆沒入。又諭旨有司，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戍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榷場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燬，即與銷燬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駔儈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爲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既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爲不重，其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內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榷貨出鹽引，納鈔于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敕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並許官庫易錢。一貫、二貫例並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聽，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路並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並循環用之。榷貨所鬻鹽引，收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司所收，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鑄。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四年，以戶部言，命在都官錢、榷貨務鹽引，並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燬。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齎小鈔赴庫換錢，即與支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易見錢。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奏臣：“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寶貨”。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鋌以十萬爲準，而市肆才直八萬，蓋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斂，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系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戶部尚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既而復亨言竟詘。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戶部尚書上官瑜所請也。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絪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治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鍮銅器期 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俟銅多，別具以聞。”八月，定從便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貫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六年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間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河東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鹹平，西京則於西京、撫州，北京則於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以便。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上知之，諭旨於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五月，以戶部尚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決。七月，上召議於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於錢，可也。”明日，敕：“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盤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戶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罰，集衆沮法者以違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齎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辨鈔人以防僞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又定製，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爲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解職。
戶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持行。榷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爲稱職，否則爲不稱職，仍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準用。”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弊不僞，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
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 ，少有壅滯，即當以聞，勿謂已行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錢爲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爲差，易鈔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於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
是月，敕捕獲僞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爲賞。
時複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爲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
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爲升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
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
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鹹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三年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征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於宋矣。宋人以爲喜，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鐵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爲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鐵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爲準。
六月，敕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複議蒐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谷價翔踊，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谷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谷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谷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爲定製，務從其便。”
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僞造寶券官賞。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已而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通流，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征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爲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於河東，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於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踊，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宇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宇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通流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請征斂。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徵之爲法，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徵之，則行之不難。”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閒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弛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諍，以爲：“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爲者，徒害人爾。”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征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
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於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挽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曏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飢之害重爾。”時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銀價，才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絕如此。”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
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馳限錢之禁 ，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制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爲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曏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升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爲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於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金史》•卷四十八·志第二十九·食貨三
制定鈔法屢次變更，隨出隨壞。製紙所用的桑皮和舊紙皆取自民間，到這時更加難以獲取，於是下令按價格徵繳，只徵收“寶券”和“通寶”，稱之爲“桑皮舊紙錢”。聲稱這樣可以免除百姓運輸的勞苦，節省工物消耗。高汝礪說：“河南征收賦稅繁重，租稅是舊日的三倍，僅勉強夠用，如此之重。今年五月，省部因歲收“通寶”不能滿足開支，於是徵調民間桑皮舊紙鈔七千萬貫以補充，更爲過分。又因爲“通寶”稍有滯緩，又增加了兩倍。河南農戶佔三分之二，今年租稅徵收尚未足夠，又要增加征斂，百姓若不賣出糧食來繳納租稅，便只能賣出自己食用的糧食，除此之外又將如何獲取？如今最緊急而缺乏的是草料糧食，出自民間且數量有限。可以暫緩而容易處理的是鈔票，出自國家且可變更。若國家自身使用的鈔票，卻強加給百姓，又將如何？過去大鈔滯銷便改爲小鈔，小鈔弊端又改爲“寶券”，寶券不能流通又改爲“通寶”，制度變更全在國家，還何必煩擾百姓呢？百姓已經竭盡全力供養軍需而仍不足，又按人口、稅收、物品、生產等項目加重征斂，如此剝削，一旦百姓無法承受，便會逃亡田地，軍糧供應也無法保障，這便是軍儲與鈔法兩度失敗。臣並非對鈔法毫不關心，也並非故意與省部相違，只是覺得鈔法滯銷物價上漲的危害較輕，百姓逃亡、軍糧不足的危害卻遠爲嚴重而已。”當時朝廷未能採納。
三年十月，省部上奏：“過去因貨幣短缺、錢幣貶值，犯法者按錢幣計算處罰過重，因此改爲以白銀爲標準，每兩摺合錢幣二貫。如有犯“通寶”之罪者，直接以通寶論罪，如因兵役調動而接受通寶三十貫者，已處死罪，按當時白銀價格折算，僅相當於四百多貫錢幣，則應杖打。輕重之間差距如此懸殊。”於是下令：犯法者按當時白銀價格論罪。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說：“近來的規定，犯“通寶”之罪者一律按物價折算白銀定罪，每兩摺合錢幣二貫，而本應贖銅的罪犯，只能繳納通寶或現錢，也請求改按上述標準繳銀，既能懲治奸惡，又可補充國庫。”朝廷下詔省部商議，最終決定：對犯公事失誤者，只徵收通寶現錢；對故意犯法者，按白銀繳納。
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說：“錢幣作爲流通之物，貴在流通而不可堵塞。積聚於官府而不發放，則損害百姓；分散於百姓而不徵收，則國家財政缺乏。只有根據多寡輕重與物產相協調，才能實現平衡。大定年間，民間錢幣充足而鈔票稀少，因此錢幣價值較高且流通容易。自軍事興起以來，官府錢幣極少，百姓手中也極少，軍旅調度全依靠鈔票，每日出動數量以萬計，充斥市肆，怎能不貶值呢？不如解除限制，允許百姓自行採銅鑄錢，官府則制定標準模具，劣質或不符合標準的錢幣由百姓不得使用，如此錢幣必然日益增多，鈔票可減少發行，減少發行則價值提高，流通更便利。如今錢幣越出越多，百姓日益輕視，官府想要抬高其價值卻無從下手，最終只能根據官員俸祿、百姓財產來征斂，終究無法增加其價值，竟不知缺乏錢幣的弊端。我認爲應當允許百姓鑄錢，對需徵收鈔票者也允許用白銀繳納。百姓於是以白銀鑄造錢幣，分爲不同等級，文字爲“興定元寶”，確定其價值，專用於軍賞，這也是緩解弊病的一種方法。”朝廷未採納。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上奏：“過去‘寶券’已弊壞，於是造‘貞祐通寶’以救急，至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末期一般。當初，通寶四貫摺合白銀一兩，如今已增至八百餘貫。應當再次改制，造‘興定寶泉’，實行子母相權，與通寶並行，每貫摺合通寶四百貫，以二貫摺合白銀一兩，隨地設立倉庫，允許百姓用通寶換取。縣官如能促使百姓流通者，可升官一級、升職一級；若有姑息致使流通受阻者，則予以降職處分。州府官需依據所屬縣、司的實際情況定罪賞，由監察御史及各路巡按官員監督，如有違法失職、未及時糾舉者，監察御史降職，巡按官員受罰；集體胡亂議論、難以實行者，徒刑兩年；告發和抓捕者賞銀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開始實行此法。二年五月，再次改制，每貫摺合通寶五十貫，又以絲綢印製“元光珍貨”，與銀鈔及其他鈔票同時流通。實行不久，白銀價格日升，寶泉日降，百姓只以白銀定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乎無人使用，於是規定：白銀一兩不得超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值白銀三兩以下者，不得使用白銀，三兩以上者按三分比例，一分用白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在京城及州郡設置平準務，以寶泉與白銀互換，私自交易或違法行爲，根據舉報或抓捕情況給予獎懲。此法令公佈後，市肆白天關閉，商旅不得出行，朝廷對此深感憂慮，於是廢除市易中使用白銀及銀與寶泉私自交換的規則。然而名義上有使用限制，實際上無法落實，官府雖知，也無力控制。義宗正大年間，民間僅以白銀交易。天興二年十月，在蔡州印製“天興寶會”，分爲一錢至四錢四等，與現行白銀流通，不到幾個月國家即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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