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三·志第六十九·刑法一

清代 • 張廷玉

刑法一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爲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
　　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從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衛終之。廠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五年，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爲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鬥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
　　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 《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二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廄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鬥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奸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
　　爲五刑之圖凡二。首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爲一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爲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爲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徒有總徒四年，，有準徒五年，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製，分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諸罪者。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留住法。三流並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四年。
　　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荊條爲之，皆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荊條爲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系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縶足，徒者帶以輸作，重三斤。
　　又爲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爲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
　　大惡有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
　　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
　　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羣臣曰：“朕仿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既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編次成書，刊佈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誥》者，太祖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採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裏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
　　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法司得援以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旨臨時決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比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
　　大抵明律視唐簡核，而寬厚不如宋。至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可舉一以推也。如罪應加者，必贓滿數乃坐。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絞斬之別。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罪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爲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敘。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永樂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鐩請，刪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覆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奸，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後，律例並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編入。”不從。惟詔僞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又因尚書何鰲言，增入九事。萬曆時，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三年，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
　　洪武元年，諭省臣：“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卻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並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系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後議。二十年，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並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
　　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嚴犯贓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者，並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黃翰言：“民間無籍之徒，好興詞論，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後孝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爲民。而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鹹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既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爲令。至神宗時，複議奏請改遣雲。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爲婿者，並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滿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難準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並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嘉靖十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鬥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鬥毆殺人、情實事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實至限外死，即以笞斷，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
　　隆慶三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奸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概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奸條，今後有犯，非系姦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萬曆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
　　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視同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僱工人論；縉紳之家，視奴婢律論。
　　一、律稱僞造諸衙門印信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故斬。若篆文雖印，形質非印者，不可謂之僞造，故例又立描摸充軍之條。以後僞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擬斬。僞造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亦準竊盜論。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但贓有多寡，即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後所犯並計三次者，皆得奏請定奪。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並與改遣。
　　一、強盜肆行劫殺，按贓擬闢，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織讎扳，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參詳。或贓證未明，遽難懸斷者，俱擬秋後斬。
　　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系造謀主令之人，遇有在監禁斃者，即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者，即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毋得一概準抵。
　　一、在京惡逆與強盜真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於殺父，即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外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瘐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即時處決。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僞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報可。
　　贖刑本《虞書》，《呂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慎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開於太祖雲。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並罷職不敘，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準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準徒以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如之矣。
　　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爲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爲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人犯，並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
　　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于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
　　是時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運囚糧、運灰、運磚、運水和炭五等。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谷一石。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曆十三年，復申明焉，遂爲定製。
　　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十二貫，除決杖準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餘仿此。
　　其決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者，依幼小論，並得收贖。
　　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後老疾，合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準三貫六百文，剩徒一年，應八貫四百文計算。每徒一月，贖鈔七百文，已役一月，準贖七百文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七貫七百文。餘仿此。
　　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仍科之。蓋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
　　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虛，或告一事，誣輕爲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
　　(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並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須決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
　　又過失傷人，淮鬥毆傷人罪，依律收贖。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若犯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天文生、婦女犯徒流，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系天文生，某系婦人，依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並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囚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
　　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佔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奸盜受贓，爲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爲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爲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準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準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準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準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準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爲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爲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並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髮。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隸州縣追之。”詔從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爲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爲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並無軍產，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屬、里長，延及他甲，雞犬爲之不寧。論者謂既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爲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
　　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御史，並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準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即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裏外爲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痼老疾，準發口外爲民。”十五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準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
　　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裏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雲。

譯文：

三、關於充軍之制

明初，對犯有罪行的軍民，依據其罪行輕重，實行不同的處罰。其中，對於流刑，分爲三級，具體根據地域遠近，規定邊疆衛所充軍的地點。由於流刑比死刑輕一級，所以實際上，流刑的處罰往往被減爲徒刑。《名例律》規定：“二死三流，同減一等。”也就是說，如遇赦免，原本判死刑者減爲流刑，而流刑者，若依法減等，可由流刑減爲徒刑五年。因此，流刑在實際操作中常常被免除。至於充軍，則是最嚴厲的懲罰，且律文有四十六條，其中《諸司職掌》中記載的則有二十二條，這些內容在洪武年間即已形成，而並非律法原文。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充軍的條例增加至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定下的條律基本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規定凡應充軍者，由大理寺審結後，交付陝西司處理，尚書省負責設立文書簿冊，登記姓名、籍貫、出生地，依據南北戶籍進行編排，分爲兩冊，一冊送交中央，一冊交給該地百戶官，由其負責押解充軍。例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等地的人，發往雲南、四川所屬衛所；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等地的人，發往北平、大寧、遼東所屬衛所。若有逃亡情況，便按戶籍進行補錄。以後規定，發往煙瘴之地或極邊沿海地區者，各有不同處理方式。充軍分爲終身與永遠兩種，“永遠”者處罰延續至子孫，均是因實犯死刑而減等者充軍。

明初法制嚴厲，各縣充軍人數以千計，數代傳下來，充軍人數以萬計。有些家庭已無丁口，只剩軍產，甚至毫無軍產，戶名亦未被取消。朝廷每年派遣御史進行清查，如發現空缺，即進行補充。每次清查，往往會牽連到家族成員、鄰近鄉里，甚至雞犬不寧。有人批評說，雖然減去了死刑一等，但實際處罰反而重於刀鋸，如革除的謫發者，直至國亡，其戍籍仍存留，這是最殘酷的刑罰。嘉靖年間，有人提議擴大贖軍的範圍。世宗說：“法律允許贖罪的，只是徒刑、杖刑以下的輕罪，死罪因疑而減免，僅爲從輕發落，不得贖。”御史周時亮再次提議擴大贖罪範圍，戶部曾建議：“審定有力者可贖三年以上徒刑者，銀十兩，稍有力者減半，可贖一年徒刑。”但該提議最終被否決。御史胡宗憲提議南方人不善征戰，發往邊疆充軍者，可令其納銀自贖，戶部認爲此建議有理，遂擬定此銀納標準。但皇帝拒絕道：“豈能爲犯罪之人設立此標準？”最終未被採納。

萬曆二年，停止每年派遣御史清查充軍，改由巡按負責，老百姓才得以稍安。給事中徐桓提出：“死罪中雜犯，如能改爲徒刑充軍，應按原例辦理。”給事中嚴用和建議：“對大審判中認爲可寬恕的罪犯，免除其永久充軍。”但兩人都未獲批准。最終命令法司制定條例：“凡奉皇帝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及子孫者，僅限於同犯親支後代中補充，若全滅，即予以免除。如未被髮遣而病故，免除其補充。實際犯死罪但免死充軍者，所生子孫接替服役，不得補原籍子孫。其他充軍或發往邊外者，僅限終身充軍。”崇禎十一年，皇帝諭令兵部：“編遣工作，以千里爲近，二千五百里爲邊疆衛所，三千里以外爲邊遠地區，極邊煙瘴之地以四千裏爲標準。僅限於本妻，若無妻則不需補充，不得擅自補充親屬鄰里。如年老體弱、疾病，可發往邊外爲民。”十五年又下令：“允許因事例可以適用充軍者，準其贖罪。”但當時天下已大亂，此議最終未能實施。

明制中，充軍是最嚴酷的懲罰，受罰者也最爲痛苦。親屬需負擔軍裝費用，鄉里需長途押解，途中擾民。而所充之衛所的軍官往往索要“常例”費用。他們常常爲了私利放縱士兵逃跑，以獲取口糧及財物，從而使罪犯得以逃走。後來律法漸趨寬鬆，實際押解充軍者不足十分之一。特別是發往極邊者，常通過賄賂兵部，持勘合文書到衛所，虛報接收管理，致使罪犯實際上在家安居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