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隐逸
《明史·隐逸传》翻译(现代汉语版):
韩愈曾说:“《蹇卦》六二爻说‘王室臣子勤勉不懈’,而《蛊卦》上九爻说‘高尚其志、不与尘世同流’,这是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追求的志节也各不相同。”圣贤之人以济世为志,而隐居高士则以退隐避世为志趣,这难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因为各自所追求的生活态度不同呢?明太祖起兵建立明朝后,大力尊崇儒士,广聘文学之士,广泛搜寻隐居山林的贤人,对隐士心怀敬重,甚至不将“不愿做官”列为罪名。然而,仍然有不少人选择隐居避世,远离尘嚣。到了中叶,天下太平,文化教育普及,科举制度兴旺,官职显赫,朝廷的网罗力量极大,天下有才之士几乎都奔赴朝廷,争名夺利。于是,那些怀抱才华、深藏学问,宁愿在山林泉石之间生活,不羡慕当世荣华的人,也就难以被世人知晓了。由此可见,社会风气的兴衰起伏,往往取决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岂非说明了时代在推动人的选择?
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看到许多古代隐士的真实生活与精神追求:
李时中、储巏、杨廉等人,皆是德行高尚、学识渊博的隐士,可堪为皇子的老师。但明朝廷最终没有任用他们。后来巡按御史宗彝、饶瑭想依照诏令举荐隐士刘闵,刘闵坚决推辞。知府陈效希望实现他的志向,朝廷便以“学职”形式授予他荣誉。正德元年,朝廷遥授他“儒学训导”一职。
云南太和人杨黼,勤奋好学,读《五经》每部都读上百遍。他精通篆书,也喜欢研究佛经。有人劝他参加科举考试,他笑道:“人生有命,何必去追求外物?”他家门前有一棵大桂树,他用木板绑在树上,题字曰“桂楼”,在树下读书、吟诗自得其乐。他耕种几亩地,仅够维持生活,只求家庭和睦,不图多余。他写有数万字的《孝经注》,考证群书,探本溯源,笔法皆为小篆。他用的砚台十分特别,每次下去取水前,砚池都会突然满上清水,这种现象在当时人都认为是怪事。父母去世后,他为他们办完丧事,就去鸡足山,栖身于罗汉壁石窟多年,活到八十多岁。晚年回家,一日沐浴后,让子孙拜见,说:“明天我就走了。”果然去世。
孙一元,字太初,不知来自哪里,有人问他家乡,他说:“我是秦地人。”他曾在太白山顶居住,因此自号“太白山人”。有人说他是安化王的宗室,因王室谋反被诛,于是改名换姓逃离。孙一元性格卓绝,擅长写诗,风度俊朗,足迹遍布中原,东到齐、鲁,南至江、淮,经过荆楚,抵达吴越,每到一处就赋诗、谈神仙,议论世事,常常令人折服。铅山的费宏罢相后,前往杭州南屏山拜访,恰逢他午睡,就直接睡进他房间聊天。送他到门口,他竟然不回应,费宏感叹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当时刘麟、龙霓也退休归乡,与湖州的旧友陵昆相识,而长兴人吴珫隐居好客,三人共同在吴珫家中相聚。吴珫邀请孙一元加入“苕溪五隐”团体,孙一元在溪边买地,打算晚年安居。举人施侃对他十分敬重,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婚后生女不久便去世,年仅三十七岁。三人将他安葬在道场山。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祖父沈澄在永乐年间考中举人,却拒绝出仕。沈家住处名为“西庄”,每日设宴款待宾客,被比作元代名士顾仲瑛。他的伯父沈贞吉和父亲沈恒吉也都崇尚隐居。家中建有竹屋,兄弟就在其中读书。沈周擅长诗文绘画,连佣人也都懂文墨。他少年时跟从陈孟贤学习,陈孟贤是陈五经之子。十岁那年,沈周到南京,写了一百韵长诗献给巡抚侍郎崔恭,并当场作《凤凰台赋》,当场成文,崔恭极为赞叹。后来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文章模仿左丘明,诗歌仿效白居易、苏轼、陆游,书法学黄庭坚,深受世人喜爱。尤其擅长绘画,时人评价为“明代第一”。
郡守想推荐沈周为贤良,他通过占卜《易经》,抽到“遁卦”九五爻,于是决心退隐。家中有山水亭阁,图书器物丰富,四方名士频繁来访。沈周孝顺父母,父亲去世后,有人劝他出仕,他说:“母亲把我当命根子,我怎能离开她身边呢?”他平时讨厌进入城市,只在城外租一间小屋,有事就去那里处理。晚年他刻意隐居,唯恐不彻底,被巡抚王恕、彭礼等人敬重,想留他在幕府任职,他都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
有次县太守要征召画工为官府画屋壁,有人嫉妒沈周,就写了他的名字,将他带走。有人劝他去拜见权贵以求脱身,他回答:“我这是为公事出力,去拜贵人岂不是更让人耻辱?”最终他完成任务后返回。不久太守入朝,朝廷官员问他:“沈先生还好吗?”太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敷衍说:“还好。”后来在内阁见李东阳,李问他:“沈先生有没有写文章?”太守更惊讶,又答:“有,但还没送来。”出府后慌忙去见吴宽,问:“沈先生是谁?”吴宽详细说起情况。后来询问身边人,才得知此人是个画壁的“画工”。太守回到家中,去拜访沈周,再拜认错,请求吃饭,饭后离开。沈周因母亲年老,一生从未远行。母亲活到九十九岁终老,他本人也活到八十一岁。三年后,于正德四年去世。
陈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自幼聪慧,能写文章,同郡徐阶十分器重他。长大后以诸生身份闻名,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邀请他与子衡在支硎山读书。王世贞也极为敬重他,三吴地区有无数士人争相请他做老师或朋友。陈继儒志趣高远,二十多岁时,便烧毁自己的儒生衣冠,表明自己要彻底归隐。他隐居于昆山之阳,建庙祭祀两陆,仅几间草屋,每日焚香静坐,心中豁达开朗。当时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邀请他前往,他婉拒。亲丧之后,他将父母安葬在神山脚下,便在东佘山筑室,关门著书,立志终生隐居。他工于诗文,短篇小词意境优美,又擅长书画。他博闻强识,精通经、史、诸子、术数、稗官野史甚至佛道典籍,凡细小琐事,皆能考证整理,编成书籍,远近争相购买。有人请他写诗作文,不日便有。他喜好提携后进,门前常门庭若市,回应来访者言谈举止皆得体周到。闲暇之时,他常与道士、僧人登峰临水,吟诗饮酒,忘却归途,几乎从不进城。董其昌曾为他修建“来仲楼”相邀,黄道周上疏称:“陈继儒志向高洁,学识广博,远胜于其他士人。”朝廷官员如沈演、御史、给事中等纷纷推荐,认为他德行高尚、年岁已高,应如当年举荐吴与弼一样加以礼遇。多次下诏征召,他都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辞。终年八十二岁,生前已写下遗嘱,事事安排详尽。
(全文整体反映了明朝中期一批读书人选择不仕、归隐山林、以修养德行、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方式,展现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疏离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