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演義》•第三十回 牧守聯盟奉箋勸進 君臣屈辱蒙難喪生
長安被攻陷,晉愍帝被擄走,中原大地再次失去正統的朝廷。駐守霸上的援軍都已撤退,就連涼州派來的王該,也收攏兵力,和黃門郎史淑一同返回。在愍帝投降前一天,史淑曾親自受命,攜帶愍帝親筆信件,任命張寔爲涼州牧,允許他代行軍政大權。詔書中寫道:“朕已命琅琊王睿繼位爲君,希望你協助輔佐,共同渡過難關。”史淑先抵達王該的軍營,因此和王該一同前往。到達姑臧(涼州治所)後,史淑向張寔詳細報告了愍帝被俘的情況。張寔堅決推辭不接受官職,悲痛大哭三天。隨後,他派司馬韓璞等人率領一萬人馬,向東討伐漢軍,並寫信給南陽王司馬保,信中說道:“國家多難,我義無反顧,更何況朝廷覆滅,天子流離,內心悲憤至極,死也無憾。如今我派韓璞征討叛賊,希望您能立刻集結兵馬,共同起兵抗敵,我必定聽命行事。”這封信也交給韓璞帶去。然而韓璞到達陝西時,被敵軍攔阻,認爲自己手下只有萬人,難以抵擋數萬漢軍,便決定見機撤退,保全自身,於是率兵直接回師。那封勸他出兵的信也未能送達。只有涼州一帶,在張氏家族的鎮守下,尚且得以倖存。此前關中地區流傳一首歌謠:“秦州境內,血流至腕,唯有涼州倚柱觀望。”長安失守後,漢軍四處劫掠,氐族羌族也趁機作亂,騷擾隴右地區。雍州和秦州的百姓,十死八生,唯有涼州得以安穩,這正應驗了歌謠內容。
弘農太守宋哲從長安逃到建康,被琅琊王司馬睿接見。宋哲從懷中取出愍帝的詔書,當衆宣讀。司馬睿立即下階跪拜,只等宋哲讀完詔書。詔書內容如下:
“遭遇危難,朝廷綱紀崩壞。我以微薄德行,繼承晉室大統,卻無力護佑國家,未能延續中興之業,導致外族胡人率衆進犯,逼迫首都,如今我被囚禁於邊遠之地,憂愁萬端,恐怕一旦潰敗,便派平東將軍宋哲前往丞相府,轉達我的旨意,讓他暫代國政,收復舊都,修繕宗廟陵寢,洗雪國恥,報答深仇,這是我的殷切期望!丞相請務必接受!”
詔書讀畢,司馬睿起身接受,留宋哲在府中。宋哲又進一步敘述了長安的慘況,司馬睿於是換上素衣,出府舉哀,並向天下發布檄文,準備北征。西陽王司馬羕,是前汝南王司馬亮的第三子,曾跟隨司馬睿渡江,司馬睿在代行帝權時封他爲撫軍大將軍。此時,司馬羕等將領邀請同僚官員,聯合上呈勸司馬睿稱王的奏章。司馬睿拒絕接受。司馬羕等人再三懇求,司馬睿感慨流淚說道:“我本是皇晉的罪人,唯有堅持節操、死守忠義,誓願洗雪國恥,若能有所作爲,也可彌補過錯。我原被封爲琅琊王,若各位再三逼迫,我只能迴歸原封之地。”我這話是否真誠?只怕言不由衷,徒然欺騙大家。說完,便喚來自己的僕人,命駕返回琅琊。司馬羕等人只好作罷,但提議依照魏晉舊制,稱司馬睿爲晉王。司馬睿同意,選定了日期,在西郊設壇稱王,舉行儀式。當天接受官員參謁,改年號爲“建武”。當時愍帝仍被囚禁於平陽。
司馬睿本不願稱帝,爲何急於改元?他將建業改名爲建康,並頒佈大赦令,除殺害祖父母、父母,以及對劉聰、石勒等敵國罪行外,其餘罪犯一律赦免。隨後建立百官制度,設立宗廟社稷。有關部門建議立太子,司馬睿偏愛次子宣城公司馬裒,本想立他爲繼承人,便與王導商議:“立兒子應該注重德行是否賢明?”王導主張立長子,認爲世子司馬紹與司馬裒都才智出衆,但按照長幼有序的原則,應立長子爲嗣,以免擾亂宗法。最終司馬睿立世子司馬紹爲王太子,次子司馬裒爲琅琊王,奉迎恭王后(恭王名爲司馬覲)並鎮守廣陵。司馬紹和司馬裒皆爲宮人荀氏所生,深受司馬睿寵愛,唯獨司馬睿的妃子虞氏性格嫉妒,對荀氏心生怨恨,使荀氏備受冷落。虞妃無子,到司馬睿稱王時已故去,因此立司馬紹爲繼承人。雖然司馬紹被立爲儲君,但荀氏仍無資格加封。不過,司馬睿追尊虞氏爲王后,此事不作細論。
西陽王司馬羕被封爲太保,外任徵南大將軍的王敦,升爲大將軍,兼任江州牧;右將軍王導升爲驃騎將軍,兼任揚州刺史,總管中外軍事。左長史刁協任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任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任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任尚書,司直劉隗任御史中丞,參軍劉超任中書舍人,其餘官員也按功績分別封賞。王敦辭去江州牧職位,王導因王敦掌握兵權,也辭去中外都督一職,賀循也以年邁體弱爲由辭去中書令,司馬睿都一一答應。僅將賀循改任爲太常卿。賀循是江左儒學大家,精通禮制,深得司馬睿敬重。刁協歷任朝廷要職,熟悉舊制,司馬睿也常向他諮詢政事。江東初建,百務待舉,一切政策和舉措多由二人共同商議後推行。
不久,又有名士溫嶠前來,姓溫名嶠,字太真,是曾任司徒溫羨的侄子,原籍祁縣,其父溫憺曾任河東太守。溫嶠天資聰慧,博學多才,十七歲時便已聲名遠播,州郡多次徵召,皆不赴任。後任東閣祭酒,補授爲潞縣縣令。平北大將軍、幷州刺史劉琨的妻子,是溫嶠的從母,因此劉琨引他爲參軍,後升任上黨太守,加封建威將軍,屢次擊退石勒軍隊,取得戰功。劉琨升任司空後,又任命溫嶠爲右司馬。我曾讀《世說新語》,書中記載過溫嶠的一段逸事。溫嶠早年娶王氏爲妻,妻子早逝。從姑劉氏有一位女兒,容貌出衆,才情不凡,劉氏囑咐溫嶠爲她擇婿。溫嶠原本有婚意,但故意說:“好夫婿難得,若有人像我一樣,或許可中意。”劉氏笑道:“不敢奢望,只要品行學問稍好,就可勉強接受。”幾天後,溫嶠便來報告:“已找到好夫婿,門第清高,他如今是名臣,與我相似。”劉氏大喜。溫嶠隨即拿出玉鏡臺作爲聘禮,劉氏自然收下。婚禮當天,溫嶠帶領彩轎迎接新娘,劉家誤以爲他是媒人,待以平常禮節。等到新娘上轎,溫嶠也隨行,竟直接讓彩轎抬進自己家中,自己穿上吉服,親自擔任新郎,與新娘行禮。婚宴結束後,新娘自己拿着紗扇笑着調侃道:“我原以爲是老奴呢!”溫嶠也笑道:“如我可配得上你,豈非天賜良緣?”這段故事雖荒誕,卻也反映出他不拘禮法、風趣幽默的個性。
後來,劉琨等將領聯名勸進,這本無可厚非。然而司馬睿雖有繼承之位,卻缺乏復興社稷的志向。當懷愍帝身處絕境時,他未派人援救,等到長安失守才發檄文北征,不過只是空有其名,未見實際作爲。這正是作者所批評的地方。後文將敘述愍帝被殺事件,並插入漢太弟司馬乂之死的細節,目的在於揭示骨肉相殘的悲劇,以警示後人。西晉由此走向終結,漢室也由此陷入大亂,家族內鬥,最終導致王朝覆滅,這是古今中外皆不容忽視的深刻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