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史演义》•第五十七回 责贺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梁武帝信仰佛教,而太子萧纲却信奉道教,曾多次在玄圃园中讲解老庄之学。学士吴孜每次去园中听讲,尚书令何敬容便说:“昔日西晋灭亡,祸乱的根源在于崇尚虚无玄妙之学,如今东宫又重蹈覆辙,恐怕江南也将因此遭到战乱。”这话被太子听到了,很是不高兴。后来,何敬容的妾弟费慧明担任导仓丞,夜里偷盗官府粮食,被官府查办,交由领军府处理。何敬容便写信给领军将军,请求为他求情。领军将军是太子的堂侄萧誉,两人关系密切,太子便嘱咐他将信转呈给皇帝。梁武帝得知后极为愤怒,立刻将何敬容罢免职务。何敬容被罢官后,朱异的权势更加强大,还引荐私人,进一步扰乱朝政。散骑常侍贺琛心怀愤懑,于是上书直言时弊,内容大致如下:
我听说慈爱的父亲不会宠爱无用的儿子,贤明的君主不会任用无益的臣子。我承蒙提拔,却未能尽到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更没有提出一条有用的意见,因此常常食而不饱,半夜叹息。今天我谨将当前时政的四个问题列出来,恳请陛下阅览,加以体察。如果意见不被采纳,也请明察我的苦衷。
第一件事:如今北方边境已归顺,兵器停用,正是人们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好时机,然而全国户口不断减少,尤其是边远地区更为严重。郡县无法承受州府的管辖,县令也无法承受郡级的过度摊派,地方之间相互掣肘,难以施展政令,只知应付征税。百姓辗转流离,有的投靠大户人家,有的聚集在军屯或封地里,都是迫不得已的逃亡,并非他们本意。国家在边远地区征收的赋税其实很少,却常常出现拖欠,百姓没有安稳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地方官员失职的表现吗?东边边境人口稀少,是由于官府派遣的使臣过多,地方官吏疲于应付,于是听任他们盘剥百姓,一些恶行贪婪的官员趁机作恶。即使朝廷反复下诏恢复农耕、减免赋税,百姓也始终无法回归故土。
第二件事:全国的地方官员大多贪污残暴,很少有廉洁清正的,这其实是社会风气奢侈浮华为因。如今人们在宴会上,吃一碗饭,只追求其中一道菜的精致,争相炫耀奢华。堆积的水果如山峰,摆放的菜肴像锦绣,甚至屋内装饰的物品,也贵重到足以买下一只野鸟。更兼蓄养歌女舞姬,厅堂盈满,争相追求奢侈放纵,不顾礼法规范。凡为官者,都以此为务,盘剥百姓。虽能积累巨额财富,但一旦退休,几年之内就因宴饮和音乐器物的开销而耗尽家产。这些花费如同堆积如山,快乐只维持片刻,事后反而怨恨自己当初所得太少,现在花费太多,若再继续这样,岂非更加贪婪暴虐?而这种奢侈之风每天都在加剧。若想让百姓守廉节、官吏清白,又怎能实现呢?应严格禁止奢侈,引导人们崇尚节俭,贬抑浮华装饰,追查浮夸行为,使大家转变自己的喜好,回归朴素本性。治理国家,必须以淳朴为根本,纠正奢侈的风气,没有比提倡节俭更重要的了。
第三件事:圣上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心怀安定四海的抱负,不害怕辛劳,不嫌弃清贫,不只是每天忙到日落才能休息,夜里也不休息。百官争相上奏事务,上不埋怨下级,下也不逼迫上级,这确实是超越历代的治世之道。但那些品行低劣、地位卑贱的小人,一旦进入朝廷,便想通过吹毛求疵、曲解政令来谋求升迁,不顾国家大局,只图个人得利,以苛刻苛求为能,以追查小过为务。这些行为看上去看似忠于职守,实则助长了权势和贪腐,是造成腐败和弊端的根源。我恳请皇上严查这些官员的公平表现,罢黜那些邪恶自私的人心,这样上下才会安宁,国家才能免于祸患。
第四件事:过去征伐北方时,国库空虚,如今天下太平,却依然财政紧张,这是为什么?过去国家腐败混乱,就应该精简事务,节省开支,事务减少,百姓才能得到休养;开支减少,财富才能积聚。在过去五年中,尚且能维持不乱,若能继续坚持下去,国力必将强盛,百姓富足。这正是范蠡灭吴、管仲称霸的策略。现在应当整顿各部职事,精简机构,比如每十个部门裁去五个,每三个中裁去一个。至于国家军事防御,从前应多,如今应少。各地驻军、驿站、治所,若有无用的,就应裁撤;若有冗余的,就应减少。凡属非紧急的兴建工程和可以延迟的征税事项,都应暂停,以积攒财富、休养生息。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积蓄财富,才能更大规模地用于国事,让百姓得以休养,才能真正实现大用与大役。若扰民征税、耗费国财只图赋敛,必将导致盗贼滋生,怎么能谈国家富强与远大图谋呢?我回忆自普通年间以来二十多年间,刑罚和劳役不断,百姓民力已严重受损。如今魏国与我朝和亲,边境无战事,正是应趁此机会恢复百姓生计,让他们富裕起来,同时减少开支,储备财物。一旦外患来袭,边关可以迅速平定。若此时不整顿,等战事爆发时再想应对,恐怕已无及矣!我心中所忧,虽无忌讳,谨冒死上书!
梁武帝读完这封奏书,极为愤怒,立刻召见近臣,亲口命他们将这封奏章抄录,主要内容是质问贺琛,要求他实话实说,不得空谈。第一件事要指出具体官员和地方官吏,以便罢免。第二件事批评风俗奢侈,不可一一严查,以免造成过度扰民。我常以身作则,三十年不娶妻不饮酒,不喜好音乐,不追求华丽装饰,从未进入宫室。宗庙祭祀,多年未曾宰杀牲畜,朝廷会面,只备蔬菜,从不奏乐。我每天三更起身处理政事,常常到日落才休息,每天只吃一餐,过去腰围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勤俭如此,怎能说我不节俭呢?他舍本逐末,毫无实际意义。
第三件事批评百官争相进言,谁在虚张声势?谁在吹毛求疵?谁在苛责他人?若不设立专人负责奏事,不将这些小事归于一人,岂不如同秦二世宠信赵高,汉元后托付王莽一样?第四件事问:到底哪些事务该精简?哪些开销该减少?军队和边境防御应如何削减?驻地驿站应如何裁撤?哪些工程非紧急可停?哪些征税可推迟?请详细列出,切莫空谈,勿图虚名。
这道敕令被下达给贺琛,贺琛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再上书,只上表谢罪。这其实是“银样镴枪头”——外表华丽,内里空虚,毫无实质。
大同十二年三月,梁武帝又到同泰寺讲《三慧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结束讲经。接着再次举行法会,大赦天下,并改元为“中大同”。当晚,同泰寺突然发生火灾,烧毁了佛塔。梁武帝感叹道:“这就是佛经里所谓的‘魔劫’!”其实这并非真正的魔劫,而是他过于迷信佛教,实则是自招灾祸,必将坠入魔障。于是下令重建佛塔,规模扩大到十二层,工程浩大,耗费巨资,多年才完成。
梁武帝年过八十,虽然精神尚可,但已显老态,体力不支,日渐疲惫。平时常诵经修道,尤其对晚年生活厌倦政事,对政治越来越反感。
这时储君虽已确定,诸子之间却互相不服,因为梁武帝不立嫡系子孙,仅立庶出子弟,诸子地位平等,人人都想争夺皇位,对太子心生猜忌。邵陵王萧纶是梁武帝第六个儿子,性情浮躁,喜怒无常,曾多次僭越皇帝仪仗,游荡无度。梁武帝屡次告诫,他也始终不改,曾一度把他关进监狱,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后来又恢复原职,任命为扬州刺史,依旧放纵不法。派人去市场购物,不给合理价格,百姓怨声载道,甚至罢市。府丞何智通上报朝廷,萧纶竟派人暗杀何智通。梁武帝因此将萧纶召回,关入府中,降为平民。数月后又赐其复封,宠溺有加。任命他为丹阳尹。萧纶倚仗宠爱,日渐骄横,企图夺走太子之位,太子萧纲自然嫉恨,请求将他外调为南徐州刺史,朝廷批准。其他儿子也纷纷出镇:第五子庐陵王萧续出镇荆州,第七子湘东王萧绎出镇江州,第八子武陵王萧纪出镇益州,均掌握军权,权势与皇帝相当。只有第二子豫章王萧综已死于北朝,第四子南康王萧绩,长孙豫章王萧欢,也早已去世,无从与太子相抗衡。然而太子萧纲始终不安心,常挑选精锐士兵自卫。
梁武帝未能察觉内部动荡,反而因为不立嫡子而内心愧疚,因此对诸皇子们也待遇与诸子一样。河东王萧誉被任命为湘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也被任命为雍州刺史。面对朝政混乱,梁武帝也暗自警觉,开始蓄谋自保。他认为襄阳地势重要,是梁朝经营的根基,便聚集钱财、招揽人才,招募数千精兵,环绕帐下。同时认真思考政务,安抚百姓,境内治理称得上良好。不久庐陵王萧续在任上病亡,朝廷改由江陵王萧绎接任。萧绎得到要地,极为高兴,入宫欢跃,连鞋子都踩破了。
梁武帝根本不知诸子的野心,仍以为他们只是孝顺贤明的子孙,不加忧虑,整天诵经念佛,虚度光阴。中大同二年,他又一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赎他,和前两次一样。原本希望借此得福,祈求万年长治,谁知祸从福来,福转为祸,竟然在无意识中失去了河南地区,收降了一个东魏叛将,导致局势骤变,原本繁荣的江南,顷刻间陷入战火,变成一片废墟。
再说东魏大丞相高欢,在邙山之战后,便停止进攻,休养生息两年多。东魏国主高善见改元“武定”。后听说柔然与西魏联合进犯,便急令高欢备战。高欢仍坚持先前策略,决定与柔然和亲,派行台郎中杜弼出使北柔然,提议结盟,并请求为世子高澄迎娶柔然公主。高澄已有妻妾,又何须再娶?柔然可汗说:“高王若要娶,我愿把爱女嫁给他。”这更加荒唐。杜弼返回后报告此事,高欢便同意。后来,高欢派高澄统兵十万,前往河南。高澄曾轻视高欢,私下对司马子如说:“高王还在,我还没敢有异心;若高王死了,我不愿与这些鲜卑人共事。”司马子如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让他不要再说。高澄还与高欢约定,自己在外掌兵,必须防范阴谋,今后写信给高欢,必须在信中加点作为暗号。而高澄并不知道这一约定,写信召高景时,未加暗号,高景遂推辞不去。同时,秘密派人前往晋阳,探查高欢的病情。
不久,得到密报:晋阳由高澄全权掌控,料定高欢必死,于是决定起兵反叛,写信投靠西魏,表示愿意归附。西魏封他为太傅,领河南大行台,封上谷公。高景于是诱捕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人,秘密派遣二百名士兵,夜间袭击西兖州,被刺史邢子才察觉,全部抓获。随即发布通告,要求各州严防。高澄立即派司空韩轨领兵讨伐。
高景害怕关中、陕西被韩轨切断,不如转而南投梁朝,阻力更小,于是派郎中丁和向梁朝递交表文。表中写道:“臣高景与高澄有矛盾,愿将函谷关以东,瑕丘以西,包括豫、广、颍、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归附大梁,青、徐二州则只需发一纸文书,即可归顺。若齐、宋平定,便可向燕、赵扩张,统一天下。”可见高景反复无常、狡猾奸诈。梁武帝看到高景的表文,便召集群臣商议。尚书仆射谢举进谏说:“近来我们与东魏和亲,边境安宁,若接纳这位叛臣,我私下认为不可。”梁武帝勃然大怒:“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怎能死守旧法?”众臣大多赞同接纳,唯有一人拍手叫好:“天赐良机,不取反受其害;况且我曾预感陛下将有征伐大业,如今果然应验,何故拒绝?”梁武帝听了也非常高兴:“确实如此,我正是打算接纳侯景。”后人有诗叹曰:
竖牛入梦叔孙亡,故事曾从经传详;
尽说春秋成答问,如何迷幻自招殃!
梁武帝究竟梦见了什么?他与大臣详细讨论过此事,为何又决定接纳侯景?这些细节,留待下回详述。
贺琛上书言事,条理清晰,四个问题并非无理。梁武帝却护短自大,发下敕令质问,昏庸无能的统治局面已可见一斑。然而读其敕文,仍要求贺琛详细指出具体事实,结果贺琛一看到就怯懦退缩,不再直言。主上不明,臣子怎能伸张正义?对此,贺琛有何可怨呢?只是梁武帝过于迷信佛教,对子女教育无方,贺琛上书时并未提及,他所言皆浮于表面,只谈表面现象,未能触及国家根本。如果以国家大势为重,贺琛也实在不配理解。高欢年已五十,仍娶柔然公主,老来仍沉迷男女之事,不死何为?玉璧之战,五十天未能攻下,虽因韦孝宽防守得力,但主要还是高欢体弱多病,军心涣散所致。将帅疲敝,指望士卒奋勇,终是徒劳。等到最终病逝于晋阳,仍能预见侯景之乱,命人善待慕容绍宗,将计谋提前安排于身后,这是他作为乱世枭雄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