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演義》•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劫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曹錕在吳佩孚擊敗奉系軍閥、迫使黎元洪覆職後,實際上已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實權,北方和長江一帶的軍閥幾乎都歸他控制。中央政令只要他一句話,政府就不得不服從。曹錕自認地位已高,內心十分得意,但總覺得做“太上總統”仍不夠直接,真正想當大總統纔是心願。他覺得自己已有足夠實力和機會,應該趁勢上位,以了卻自己和父母的遺願,讓家族史冊上留下“當了總統”的光耀事蹟。他身邊的幕僚、政客們也爲了升官發財,紛紛阿諛奉承,極力慫恿他稱總統。曹錕便誤以爲這些人都是真心效忠,把一切大事都交託給他們去辦。
然而這些人並非真心效忠,而只是貪圖私利。他們個個急功近利,看到曹錕能當總統,便迫不及待想趁早趕走黎元洪,好分地封王、大肆撈錢,享受晚年富貴。他們日日蠱惑曹錕,催促他立刻動手,趕走黎元洪,以便自己趁機發大財。曹錕被他們包圍,毫無主見,東邊的建議也好,西邊的話也對,聽之任之,全都答應,並讓幕僚們自由行動。只有吳佩孚對此種激進做法表示不滿,但又怕觸怒曹錕,不敢直言,只叮囑自己的政客不參與此事。
相比之下,吳佩孚頭腦清醒,遠勝曹錕。因此,洛派政客並未參加選舉運動,無法從中牟利。而津派和保派政客則嫉妒洛派,又怕吳佩孚阻止,便在曹錕面前不斷攻擊吳佩孚,說他不好、不忠。王承斌身爲軍人兼政客,說話更靈活,所以在保曹錕方面尤爲活躍,常駐保定,而吳佩孚則駐洛陽,兩派關係漸漸疏遠。吳佩孚也因此不敢多言。
直係軍閥後來的失敗,正是因爲這次賄選事件。如果吳佩孚早能直言勸阻,結局或許不會如此迅速。
吳景濂等人見洛派已無動靜,便不再顧慮道德、良心、民衆反對或外國人譏諷,於是制定了新的計劃:先逼張紹曾內閣辭職,以削弱黎元洪的執政根基,使其無法支撐。不料黎元洪看穿了這一計,見張紹曾辭職,便立即請顏惠慶出來組閣,以抵消張紹曾的擴張野心。
當第一計失敗,熊炳琦等人又想出第二招:命令北京的步兵、警察總罷崗,湧到黎元洪公館索要軍餉,還切斷了黎宅的電話長達六小時。黎元洪陷入被動,只得答應各個機關先給十萬元,其餘再想辦法籌措,才勉強平息。但此事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非議,更引起了外國使團的不滿。雖然這些人不怕道德譴責或民衆批評,但對外國領事的命令非常敬畏。當外交團發出照會,他們便立刻下令軍警恢復執勤。該計劃因此未能逼黎元洪退位,於是又效仿段祺瑞老辦法,花錢收買地痞流氓,組織“公民團”包圍總統府,要求黎元洪退位。
黎元洪被逼得焦頭爛額,毫無辦法,只得發電報給曹錕和吳佩孚,說明自己任總統以來困難重重,已依法向國會提出辭職,應依法退職,對公民團的事件也請求公正對待。此時的總統,已淪爲曹錕、吳佩孚的附屬品。
曹錕收到電報後,問王毓芝該怎麼辦。王毓芝說:“您別理他!這明明是在耍您。”曹錕卻說:“電報裏寫得可憐,怎麼能說是耍我呢?”曹錕仍保持憨厚。王毓芝進一步指出:“他辭職是等國會批准後才能退,如今國會根本開不了會,什麼時候才能開?如果國會一輩子不開,他豈不是一輩子不退位?”說得很在理,曹錕信以爲真。他問:“那怎麼答覆他?”王毓芝說:“還管他幹什麼?他想讓你說話,你就偏不睬他,看他怎麼搞!”曹錕認爲此話有道理,於是不理不睬。而包圍公府的公民團也一直未散。馮玉祥、王懷慶等也在此時上書辭職,局勢更加緊張。
黎元洪只好召集名流開會商量對策。然而所謂“名流”,其實並無實權,軍閥要驅逐黎元洪,他們又怎敢幫忙?即使願意幫忙,又能起什麼作用?商議多日,毫無結果。
第二天,連水電也切斷,黎元洪意識到自己已無法繼續,便決定離開北京。他提前準備了數百份空白命令,取出總統印15顆:5顆交給夫人帶到法國醫院,10顆留在公館。同時發佈五道命令:罷免張紹曾職務,任命李根源代理國務總理,任命金永炎爲陸軍總長,根據復位宣言取消巡閱使、副巡閱使等一切軍職,全國陸軍完全歸陸軍部管轄,同時聲明事變經過和自己被迫退位的委屈。這些命令只是報復性質,黎元洪自己也清楚,無法真正生效。
五道命令發佈後,黎元洪坐上一班特別快車,前往天津。剛到車站,想回自己的公館,卻見王承斌早已等候。黎元洪見了王承斌,驚訝不已,這情景就像漢獻帝在逍遙津,突然見到曹操帶劍上殿一樣。王承斌毫不客氣,立即要黎元洪交出總統印。黎元洪怒道:“我是總統,你是什麼人,敢來索印?”仍保持氣節。王承斌反問:“你既然當總統,爲什麼不回公館辦公,卻跑到這裏來?”黎元洪答:“我是中國的大總統,中國境內,誰敢幹涉?”這是正當立場,說話有力。王承斌卻說:“我沒功夫跟你講道理,你把印交出來,一切就完了,不然,休想出站——哪怕走到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也別想活下去!”話未說完,他的手下已示意退下。不久,幾十名士兵舉槍而立,氣勢洶洶地圍住黎元洪,他和隨行人員都嚇得臉色發白。
王承斌突然站起,逼近幾步,厲聲喝道:“印在哪裏?交出來!不交,休想活着!”咄咄逼人,比曹操還要惡劣。黎元洪沉默不語。身邊隨從勸道:“既然這樣,總統乾脆把印交出來吧!”隨從被嚇得軟了下來,黎元洪仍不吭聲。王承斌繼續逼問:“快交!誰有空等你?”隨從急忙答:“印不在這裏。”王承斌追問:“在哪兒?”隨從說:“公館裏沒帶出來。”又逼出下落。王承斌再問:“你敢說謊嗎?”步步緊逼,斬釘截鐵。隨從堅持:“說什麼謊?不信可以去公館搜。”王承斌說:“好,那就請暫時住在這兒,等北京搜出來再送你走。”說完,又叫了一名下級軍官,下令:“你帶一連士兵守衛黎總統,誰要是出亂子,軍法處置。”那軍官唯唯應聲。
王承斌又對黎元洪說了一聲“失陪”,匆匆離去。
黎元洪無法行動,只能憤怒地坐在車站。一小時後,王承斌匆匆返回,將一封電報丟在黎元洪面前:“公館裏只有10顆印,還有5顆呢?”黎元洪冷笑不語。王承斌又道:“亮些,冷靜些!你不交出這5顆印,就別想離開車站。”黎元洪憤怒道:“好!你拿紙筆來!”王承斌讓人拿來紙筆,黎元洪立刻提筆寫下幾行字,隨手一扔,怒道:“你這還不准我走?”真可憐。王承斌讀完,忍不住笑道:“好呀!原來你把印交給夫人帶到了法國醫院,根本不用再拿條子來要。若真送過去,來回一趟,至少要到明天,就算我們不嫌煩,你也不願等這麼長時間,不如直接發電報通知她。”說話輕薄無禮,令人生恨。黎元洪道:“怎麼拿,我不管,這樣辦,難道還不能讓我回去?”王承斌說:“不行。我知道你是在說真話還是假話。你既然想來,就請多坐一會兒,等北京搜出印後,回電通知,再送你走。”一點通融不給,對曹錕倒是忠心,但良心已徹底被踐踏。說完又匆匆離開。
等北京回電到,已是深夜。黎元洪問:“印已交出,爲何還不放我走?”王承斌笑道:“還有一個電報,請你簽字發出去,就可以回公館休息了。”步步緊逼,毫無人性。黎元洪冷笑一聲:“你竟還用得着我簽字發電?”也問得狠。他拿起電文一看,上面寫着:
北京國務院鑑:本大總統因故離京,此“故”字耐人尋味。已向國會辭職,此爲事實。所有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代行。按《臨時約法》,大總統因故不能履職時,由副總統代行;若副總統缺位,則由國務院代行。目前無副總統,故依法應由國務院代行。應即遵照!大總統黎元洪。按黎元洪離京爲13日(1923年6月),被迫補發此電時,已過14日半夜,故用“寒”字。
黎元洪看完,心想不簽字就無法脫身,便冷笑一聲,立刻提筆簽下名字,然後擲筆而起,大步離開。王承斌笑道:“不好意思,下次再見,恕不遠送。”說完下令放行。
此時無異於綁架。北京方面,高凌霨等人依據此電通電各省,但在此電發出後,立即引發爭議。因爲這電文署名是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沈瑞麟、金紹曾、孫多鈺等七人。有人反對,認爲國務院是全體閣員組成,而張紹曾仍居天津未入閣,此電自然無效。若承認張紹曾辭職,便必須承認李根源代理,因此主張張紹曾入京。有人主張承認14日電報有效,卻否定13日命令,時間順序混亂,既違背事實,又借法理掩飾罪惡,實屬荒謬。高凌霨正想獨攬大權,怎肯同意?便唆使他人抵制張紹曾回京。其他派系也趁機各謀私利,如張志潭支持急進選舉,研究系想爭參議院長,主張急進;邊守靖等人則主張緩進,認爲黎元洪一走,局勢就可安定,不料反而更加混亂。黎元洪一走,各方都爲各自利益爭搶,局面反而失控。雖有人主張歡迎曹錕入京,曹錕仍不敢冒然進京。
外交團也強烈不滿津、保派的所作所爲,改用公函代替照會,拒絕承認“國務院代行”的合法性。津、保派因此不爲民衆所容,甚至拒絕放鹽,引起財政困境。財政部急得團團轉,軍人議員更不講道理,要求軍餉、歲費,比討債還兇。高凌霨等人無計可施,只得向各方借貸,敷衍了事。所謂“攝政內閣”幾乎不辦事。中華民國怎會有如此政府?
國會方面,國民黨人自然不願留下,政學系和超然派議員也都各有打算,紛紛離開北京,前往廣東、漢口、洛陽,甚至上海。東三省也撤回滿系議員,不許干涉內政。北京的議員越來越少,高凌霨、吳景濂等人十分焦慮,於是決定派軍警監視,不準議員離開。議員若想南下,必須喬裝隱匿,手段極其卑劣,令人作嘔。
然而,這些所謂的“五百元一票”“三千元一票”的費用,從何而來?曹錕不願掏錢,各省承諾支持的,也全屬空談,根本無法落實。有人向曹錕建議,說他功高望重,做總統是本分,選舉經費可列入國家預算,作正式支出。此話一出,曹錕更加得意,各政客更不敢向他索要經費,紛紛叫苦,四處籌款,不成後便想借款。外債被拒,辦法更加窮迫。有人想出一個不花錢的法子:不搞選舉,改爲“擁戴”。偏偏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因支持黎元洪是直系派,不便反覆,對此次政變始終不肯帶頭。吳佩孚尚有良知,遠勝王承斌。
最後,還是由邊守靖等人四處奔波,決定先制定憲法,中秋舉行選舉。然而現實是,議員南下人數越來越多,上海已有四百多人,北京反而人數稀少,會議無法繼續召開。溫世霖等人提議與廣東孫中山合作,形成“一正一副”,以吸引南下議員。孫中山是何等偉人,除堅定擁護《臨時約法》外,怎會參與這種卑劣事?當即覆電謝絕,聲明自己只護法,不參與此事。
高凌霨至此,徹底陷入僵局。
正當僵局之際,齊燮元唆使吳大頭提出:願意出資百萬辦理選舉,但需滿足三個條件:一、自己當選副總統,二、齊燮元兼任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三、任命陳調元爲山東督軍,並必須先發布,才肯付款。但此時曹錕尚未入京,選舉未開,又怎能先發布?這筆錢最終無法實收。
最着急的,是吳景濂,他四處奔走,直到九月底,才由邊守靖籌到大量資金,並向議員承諾:每票五千元。南下議員因南方無利益,聽說北京有五千元可拿,紛紛回京。於是到十月五日(1923年),勉強湊齊人數,選出了曹錕爲大總統。
十月八日,制定了141條憲法。從此,所有國會議員都被罵作“豬仔”,所獲不過五千元。比起早年說劉喜奎身價十萬的荒唐說法,與“金牡丹”三萬元一票相比,才僅佔六分之一。人們說這批議員把我們男人的臉面都丟盡了,我卻認爲,這是大批“豬仔”敗壞了人類的臉面。想到這些,真讓人可嘆、可恨、可悲。正如那句詩所寫:
選舉精神會掃地,金錢魔力可迴天。
堪憐丟盡鬚眉臉,不及優伶價賣錢。
不知曹錕何時就職,敬請下一回分解。
俗語說:“喫了五穀想六穀,做了皇帝想登仙。”人類慾望無窮,大抵如此。曹錕勝過奉系後,中央政治幾乎由他任意處置。黎元洪的總統地位,早已淪爲象徵。曹錕若想登上最高位置,不惜使用卑劣手段,逼迫黎元洪退位,又用重金收買國會,其慾望之無止境,令人痛心。王承斌最初支持黎元洪覆職,後來卻劫車奪印、不恤罵名,究竟是真心爲曹錕呢?後來二次直奉戰爭後,進新華宮勸曹錕退位的,又會是誰呢?唉!人心如此,我已無力責備王承斌,只能爲曹錕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