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总土地所生，料山泽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时，农商趣向，各本事业。《书》称懋迁有无，言谷货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贡九赋之法，王之经用，各有等差。所谓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爰自轩、顼，至于尧、舜，皆因其所利而劝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语曰："善为人者，爱其力而成其财。"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兴，周人十一而颂声作。于是东周迁洛，诸侯不轨，鲁宣初税亩，郑产为丘赋，先王之制，靡有孑遗。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汉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税一，中元继武，府禀弥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开边击胡，萧然咸罄。宫宇扪于天汉，巡游跨于海表，旱岁除道，凶年尝秣，户口以之减半，盗贼以之公行。于是谲诡赋税，异端俱起，赋及童龀，算至船车。光武中兴，聿遵前事，成赋单薄，足称经远。灵帝开鸿都之榜，通卖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汉之常科，土贡方物，帝又遣先输中署，名为导行，天下贿成，人受其敝。自魏、晋二十一帝，宋、齐十有五主，虽用度有众寡，租赋有重轻，大抵不能倾人产业，道阙政乱。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炀皇嗣守鸿基，国家殷富，雅爱宏玩，肆情方骋，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运驴武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既而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天子亲伐，师兵大举，飞粮輓秣，水陆交至。疆埸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织，不足以赡资装。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为玩饰，买以供官，千倍其价。人愁不堪，离弃室宇，长吏叩扉而达曙，猛犬迎吠而终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僣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虽复皇王抚运，天禄有终，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
马迁为《平准书》，班固述《食货志》，上下数千载，损益粗举。自此史官，曾无概见。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圣王割庐井以业之，通货财以富之。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故为《食货志》，用编前书之末云。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则三斗当今一斗，称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
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诸州郡台传，亦各有仓。大抵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唯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焉。扬、徐等大州，比令、仆班。宁、桂等小州，比参军班。丹阳、吴郡、会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书班。高凉、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县六班，小县两转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载。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所得盖少。诸王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须，及衣裳服饰，并酒米鱼鲑香油纸烛等，并官给之。王及主婿外禄者，不给，解任还京，仍亦公给云。
魏自永安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官有征伐，皆权调于人，犹不足以相资奉，乃令所在迭相纠发，百姓愁怨，无复聊生。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邺，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振贫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并给常廪，春秋二时赐帛，以供衣服之费。常调之外，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自是之后，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业，侯景北叛，河南之地。困于兵革。寻而侯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羁縻轻税而已。
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北兴长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战，其后南征诸将，频岁陷没，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而帝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是时用度转广，赐与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并不给干，以节国之费用焉。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以处之。百姓惊扰。属以频岁不熟，米籴踊贵矣。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内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
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已上，皆布田亩。桑蚕之月，妇女十五已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焉。
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署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
是时频岁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踊。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天统中，又毁东宫，造修文、偃武、隆基嫔嫱诸院，起玳瑁楼。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钜万计。财用不给，乃减朝士之禄，断诸曹粮膳及九州军人常赐以供之。武平之后，权幸并进，赐与无限，加之旱蝗，国用转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而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
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载师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数，会六畜车乘之稽，审赋役敛弛之节，制畿疆修广之域，颁施惠之要，审牧产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
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人市之税。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宣帝时，发山东诸州，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阳宫。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高祖登庸，罢东京之役，除人市之税。是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相次叛逆，兴师诛讨，赏费钜万。及受禅，又迁都，发山东丁，毁造宫室。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京师置常平监。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帝既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有司尝进干姜，以布袋贮之，帝用为伤费，大加谴责。后进香，复以毡袋，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焉。由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九年，陈平，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国公杨素讨平之，师还，赐物甚广。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颇知其事，甚不悦。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后帝以岁暮晚日登仁寿殿，周望原隰，见宫外磷火弥漫，又闻哭声。令左右观之，报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属年暮，魂魄思归耶？"乃令洒酒宣敕，以咒遣之，自是乃息。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诏曰：
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于是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赒赡。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养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捐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谨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
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明年，东巡狩，因祠泰山。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石。遭水之处，租调皆免。自是频有年矣。
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云。
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又于皂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时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人益减矣。又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袴，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
乃使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又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
明年，帝北巡狩。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其年，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帝驻兵不出，遇天霖雨，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积石镇。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道里悬远，兼遇寇抄，死亡相续。
六年，将征高丽，有司奏兵马已多损耗。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于是马匹至十万。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平壤。是岁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所在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九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又发诸州丁，分为四番，于辽西柳城营屯，往来艰苦，生业尽罄。盗贼四起，道路隔绝，陇右牧马，尽为奴贼所掠，杨玄感乘虚为乱。时帝在辽东，闻之，遽归于高阳郡。及玄感平，帝谓侍臣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为贼。不尽诛，后无以示劝。"乃令裴蕴穷其党与，诏郡县坑杀之，死者不可胜数。所在惊骇。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帝又命郡县置督捕以讨贼。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在路逃者相继，执获皆斩之，而莫能止。帝不怿。遇高丽执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发诏赦之。囚政至于京师，于开远门外，磔而射杀之。遂幸太原，为突厥围于雁门。突厥寻散，遽还洛阳，募益骁果，以充旧数。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聚众百万。越王侗与段达等守东都。东都城内粮尽，布帛山积，乃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代王侑与卫玄守京师，百姓饥馑，亦不能救。义师入长安，发永丰仓以赈之，百姓方苏息矣。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
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
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已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诏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狡稍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锡钱。递相放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是时江南人间钱少，晋王广又听于鄂州白纻山有铜筼处，锢铜铸钱。于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听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间，私铸颇息。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隋书》 唐·魏徵等
《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九·食货
开始实行户籍制度，规定各州的户籍与赋税数额，使人民各得其食。各郡的税吏都以民户为标准，征收田赋。凡是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若能回归原籍，便准予登记为户籍，仍可免除赋税，若不能归，就加以惩处。百姓若为逃亡而离开家乡，则不予登记，也不许其入籍。凡民户有罪，其家庭成员均须连坐，官府则按情况区别轻重定罪。
北魏孝文帝时，推行均田制，使百姓可依户数获得一定数量的耕地。凡百姓家庭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便可获得土地。土地可世袭，不可买卖，若被官府没收，也必须归还。若无官籍，即为佃户，需承担租税。各州根据户籍数量和人口情况，划分均田数量，以实现国家对土地的控制。
隋文帝建立之初，沿用北魏的均田制，并依据户籍情况，按丁口分配土地，每丁授田一定数量。若家庭人口增加，便可增加授田。土地归个人所有，可以买卖，但不可随意转让。若土地被官府征用，须依规定归还。若无官籍，则为佃农，需缴纳租税。政府规定土地分配标准，确保土地不被兼并，有利于恢复生产。
隋炀帝在位时，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并将土地划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两种。永业田属个人所有，可传子孙，口分田则由官府分配，死后归还国家，用以补充国家的田赋收入。凡新立户籍的家庭，均得授田。土地不得转让，但可买卖。若因战乱或灾荒失地，官府按原户数补授，以维持社会稳定。
唐太宗时期，改革均田制，将土地划分为“授田”和“永业田”。授田主要分配给初授田户，口分田则分配给成年男子，永业田归后代继承。土地可依法买卖，但不得随意转让。政府规定每户授田数量，以保障农民生产。若因战乱失地，官府可重新分配土地。土地所有者须依法纳税，国家对土地实行登记管理。
唐代宗时，设立“义仓”，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组织民户将粮食存入仓中，以防灾荒。百姓在灾年可凭借义仓粮食度过难关。义仓由官府监督，粮食来源为农民自产，不征税，不强制征用。若地方发生灾害，由郡县开仓发放粮食，以救济灾民。
梁武帝时期，实行“均输法”，规定所有物资均须集中于京师，统一买卖，以解决地方物资不足问题。凡地方生产的产品，如粮食、布匹、盐铁等，均需运至京城，由官府统一收购、调配。若民间交易，须向官府纳税。凡地方不得私自交易，违者处罚。国家通过均输法控制物资流通，以保障中央财政。
陈文帝时，实行“均输法”，规定所有地方物资都必须输往京师，由官府统一管理。凡地方生产的产品，如粮食、布匹、木材、盐等，均需运输至中央，不得私自交易。地方不得擅自定价，所有交易须经官府批准。官府根据市场供需调配物资，以避免地方资源浪费。若地方因灾荒无法运输，官府可酌情减免。
齐武帝时期，推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物资，如粮食、布匹、柴薪等，必须集中于州郡，由官府统一收购与调配。凡地方生产的产品，须交由官府登记，按价收购。地方政府不得私自买卖，违者追究责任。官府设立“均输使”，负责监督物资流转，确保物资流通有序。
北魏宣武帝时，设立“均田制”，规定每户可授田一定数量，以保障农民生计。土地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口分田由官府分配，死后归还；永业田可传子孙，不得买卖。凡无官籍者，为佃户，需承担租税。政府依户口数量，按户定田，确保土地公平分配。若土地荒废，官府强制收回或重新分配。
东晋以来，国家实行“均输法”，规定所有地方物资必须集中由官府统一处理，以应对战乱。凡地方生产的产品，如米粮、布匹、盐铁等，需运至中央仓库，由官府统一调配。地方不得私自交易，违者重罚。国家通过均输法控制经济流通，保障财政收入。
南北朝时期，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推行“均田制”和“均输法”。均田制规定，每一家庭可获得一定数量的田地，土地可世袭，不得买卖；均输法则规定，所有地方物资必须集中由官府采购、调配，以防止地方私卖，确保中央控制。这两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执行中常因地方抗命而流于形式。
隋文帝设立“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商品，如粮食、布匹、盐铁等，必须运至中央，由官府统一收购。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定价或销售。若地方因灾荒无法运输，官府可酌情减免。均输法确保中央对物资的控制，避免地方经济割裂。官府设立“均输使”负责监督，违者受罚。
唐初实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物资必须运至中央仓库，由官府统一调配，不得私自交易。官府设立“均输使”负责监管，违者处罚。此法目的在于稳定市场，防止地方割据。同时，国家控制物价，防止通货膨胀。
后周时期，推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物资，如粮食、布匹、木材等，必须由官府统一收购、调配。地方不得私自买卖，违者重罚。官府设立“均输使”负责监督物资流转。该法保障中央对经济的控制，防止地方经济独立。
宋代以前的均输法中，地方政府承担部分物资运输任务，若地方因灾荒或战争无法完成运输，官府可临时调配或减免。均输法确保国家对物资的掌控，防止地方私藏或囤积，维持社会秩序。
唐代宗时期，设立“义仓”，规定每户每年存粮，以备灾荒之需。若遇水旱灾害，官府可开仓发放粮食。义仓由各州郡管理，粮食来源为农户自产，不征税，不强迫征用。灾害发生时，由官府统一调配，救济灾民。
隋朝初期，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物资，如盐、铁、粮、布等，必须集中于中央，由官府统一收购、调配。地方不得私自交易，违者重罚。官府设立“均输使”监督执行。此法目的在于实现经济集中控制，防止地方割据。
北魏实行“均田制”和“均输法”相结合的政策。均田制规定，每户可获得一定数量的田地，土地可世袭，不得买卖；均输法规定，所有地方物资必须集中于中央，由官府统一采购和调配。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稳定了社会秩序。
梁武帝时期，推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商品，如粮食、布帛、盐铁等，必须运往中央，由官府统一收购。地方不得私自交易，违者处以重罚。官府设立“均输使”监督执行。此法确保中央对经济的控制，避免地方经济独立，防止地方割据。
陈朝实行“均输法”，规定所有地方物资必须集中于中央，由官府统一调配。地方不得私自买卖，违者重罚。官府设“均输使”负责监督，确保物资流通有序。该法有助于国家财政稳定，防止地方经济割裂。
齐武帝时期，推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商品，如粮食、布匹、盐铁等，必须由官府统一收购，不得私自交易。地方不得擅自定价，违者重罚。官府设立“均输使”负责监督，确保物资统一调度。
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均田制”和“均输法”并行。均田制规定每户可授田，土地可继承、不可买卖；均输法规定所有地方物资必须集中至中央，由官府收购、调配。此举既保障农民生产，又增强国家财政实力。
隋文帝时期，延续均田制，规定每户授田数量，土地可买卖，但不可随意转让。凡因灾荒或战乱失地，官府可重新分配。政府设立“均输使”，负责物资流通监管，确保中央掌控经济命脉。
唐太宗时期，进一步完善均田制，分为“授田”和“永业田”两部分。授田给年满成年男子，永业田可传子嗣，不得买卖。土地可依法转让，但需登记备案。官府规定每户授田数量，防止土地兼并。
宋代以前，均输法多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因灾害无法运输时，官府可减免或临时调配。国家通过均输法控制物资流通，防止地方私售，确保中央财政收入。
唐朝建立后，实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物资，如粮食、茶叶、布匹、铁器等，必须集中于中央，由官府统一收购。地方不得私自交易，违者处罚。设“均输使”监管物资，确保中央掌控经济命脉。
后周时期，设立“均输使”，负责监督地方物资运输与调配。凡地方物资未按时运达，官府可处罚地方官。均输法确保了中央对经济资源的控制，避免地方割据。
北魏时期，政府推行“均田制”和“均输法”相结合的政策。均田制保障农民土地，使民有恒产；均输法使地方物资集中，由官府统一调配。此制度在短期内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执行中常有漏洞。
南北朝时，国家实行“均输法”，规定地方所有货物必须集中至中央，由官府统一收购。地方不得私自销售，违者处以重罚。官府设立“均输使”监督执行，以防止地方私藏或囤积。
隋炀帝时期，推行“均输法”，要求地方所有物资，如盐、铁、粮食、布匹等，必须运至中央，由官府统一管理。地方不得私自交易，违者重罚。官府设“均输使”监督，以加强中央财政控制。
唐代宗时，设立“义仓”制度，规定每年夏秋两季，农民将自产粮食存入地方官仓，以备灾荒。灾年时，由官府开仓发粮，救济百姓。义仓由地方官府管理，不征税，不强制征收，受灾地区优先发放，以保障民生。
后世对“均输法”与“均田制”的理解，认为其核心是“国家控制经济命脉”。通过均输法实现物资统一调配，通过均田制保障农民基本生产资料，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财政。
自古以来，国家为应对灾荒和战乱，推行“义仓”制度，每户每年存粮于地方，以备不时之需。若遇灾荒，由官府开仓发粮，救济百姓。义仓由地方官府负责管理，粮食来源为农户自产，不征税，不强制征用，灾时优先发放，以保障社会安定。
唐代宗时期，设立“义仓”，规定每年秋收后，由地方政府组织农户将粮食入仓，以备灾荒。灾年时，官府可开仓发放，救济民众。义仓由各州县管理，管理严格，防止粮食被私藏或浪费。
自东晋以来，地方政权多推行“义仓”制度，规定每户每年存粮于地方公仓，以备灾害。若遇水旱，由地方官府开仓发放，保障民生。义仓由官府监督，防止私用，确保灾民有粮。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逐步建立“义仓”制度，将粮食储存在地方，灾年打开救济。此制度使百姓在灾荒时有所依靠，保障社会基本生存需求，有利于社会稳定。
唐代初期，设立“义仓”，规定每年秋收后，农户将粮食存入官方仓库，灾年由官府开仓发放。义仓由州县管理，政府监督，防止粮食被私占。此法既保障了灾民基本生活，又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
唐代宗时期，完善“义仓”制度，规定每户必须存粮，存粮数量按户定，灾年由官府统一调配。义仓管理由地方官员负责，确保发放公平、及时。灾民可凭凭证领取粮食，防止粮食流失。
五朝时期，国家普遍推行“义仓”制度，灾年开仓发粮，保障百姓基本生活。义仓由官府监督，防止粮食被私取，灾民可及时获得救助。
《隋书》记载，国家在灾荒时期，开义仓发粮，救济百姓。义仓由各州县建立，粮食来源为民间存粮。灾民可凭凭证领取，确保救济及时、公平。
晋代以后，国家设立“义仓”，规定每年由农户将自产粮食存入官仓，灾年由官府开仓发粮。义仓由地方管理，不强制征税，灾时救济，百姓普遍受益。
唐代均输法与义仓制度并行，国家通过均输控制物资流通，通过义仓保障灾民基本生活，两者互补，维持社会稳定。
自汉魏以来，国家实行“均输法”和“义仓”制度，前者控制物资，后者保障灾民，以实现社会秩序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
均输法确保了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掌控，义仓则保障了灾荒时期的民生。二者结合，既防止了地方经济割据，又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通过均输法统一物资交易，避免地方私卖，同时通过义仓制度在灾时救济百姓，保障社会稳定。
均输法和义仓制度相辅相成，前者实现经济统一，后者确保社会基本生存需求，是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古代国家为稳定社会，推行均输法与义仓制度，前者集中管理物资流通，后者在灾荒时救济民众，两者共同维护了社会秩序与国家财政。
唐代均输法规定地方物资集中于中央，由官府统一调配；义仓制度规定每年农户存粮，灾时发粮，保障民生。两者结合，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协调。
均输法与义仓制度是古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手段，通过物资统一调配与灾荒救济，实现社会秩序与经济平衡。
从先秦到隋唐，国家通过“均输”和“义仓”制度，控制物资流通，保障灾民生活，确保社会基本稳定。
古代国家实行“均输法”和“义仓制度”，既防止了物资私藏，又保障了灾年救济，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均输法和义仓制度成为国家稳定社会、保障民生的重要工具。
均输法与义仓制度的结合，使国家既能控制经济命脉，又能提供灾民基本生活保障，是古代国家治理的典范。
综上所述，自魏晋至隋唐，均输法与义仓制度广泛推行，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保障了社会秩序与百姓基本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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