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志下
周广顺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时太常卿边蔚上疏请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孙所定十二和之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请改《治安》为《政和之舞》，《振德》为《善胜之舞》。前朝改贞观中二舞名，文舞曰《观象之舞》，武舞曰《讲功之舞》，今请改《观象》为《崇德之舞》，《讲功》为《象成之舞》。又议改《十二成》，今改为顺。《十二顺乐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请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祗奏《顺成》，请改为《宁顺之乐》；祭宗庙奏《裕成》，请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成》，今请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奏《政成》，请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奏《弼成》，请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奏《德成》，请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扆成》，请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允成》，请改为《温顺之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庆成》，请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奏《骍成》，请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及饮福、受胙奏《寿成》，请改为《福顺之乐》。梁武帝改《九夏》为《十二雅》，以协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之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开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师雅》，请同用《礼顺之乐》；三公升殿、下阶履行同用《弼成》，请同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同用《顺成》，请同用《宁顺之乐》。”曲词文多不载。
世宗显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庙室酌献，奏《明德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雅乐。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乐刑政之源，其一曰：“请依《唐会要》所分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命编次，凡关礼乐，无有阙漏，名之曰大周通礼，俾礼院掌之。”其二曰：“伏请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乐，俾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务在齐肃。”诏曰：“窦俨所上封章，备陈政要，举当今之急务，疾近世之因循，器识可嘉，辞理甚当，故能立事，无愧莅官。所请编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宜依。仍令于内外职官前资前名中，选择文学之士，同共编集，具名以闻。委俨总领其事。所须纸笔，下有司供给。”
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朴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其奏疏略曰：
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大予丞鲍邺兴之，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余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余，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商盈孙，案《周官·考工记》之文，铸緌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朱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以至于十二緌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尝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太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布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
伏以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即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文者，上本古曲，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何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同上进。
世宗善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协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金，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奸，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旋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陵夷。汉初制氏所调，惟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闻。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音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沈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奏，惟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万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庙之韵皆调。自安、史乱离，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余；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迁，知音始绝。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长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眷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枢密使王朴，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黍累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虡，足洽《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薄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如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枢密使王仆，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拳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右雅乐制作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志七·乐志下
周广顺元年，太祖刚即位，开始整顿各项政务，太常卿边蔚上书建议更改舞蹈的名称。他大致说道：“前朝改变了祖孝孙制定的十二和乐的名称，文舞叫《治安之舞》，武舞叫《振德之舞》，现在建议把《治安》改为《政和之舞》，把《振德》改为《善胜之舞》。前朝又改了贞观年间的两个舞名，文舞叫《观象之舞》，武舞叫《讲功之舞》，现在建议把《观象》改为《崇德之舞》，把《讲功》改为《象成之舞》。还提议将原来的《十二成》改为‘顺’，即《十二顺乐曲》。具体如下：祭天神时奏《禋成》，建议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神时奏《顺成》，建议改为《宁顺之乐》；祭祖先宗庙时奏《裕成》，建议改为《肃顺之乐》；在祭祀天地和宗庙时登歌奏《肃成》，建议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朝时奏《政成》，建议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时奏《弼成》，建议改为《忠顺之乐》；皇帝吃饭时的仪式奏《德成》，建议改为《康顺之乐》；皇帝接受朝见、皇后入宫时奏《扆成》，建议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出入时奏《允成》，建议改为《温顺之乐》；正月初一和冬至时皇帝举行礼会，登歌奏《庆成》，建议改为《礼顺之乐》；祭拜时俎案入殿奏《骍成》，建议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拜祖先、酌酒献福、读祝文、饮福受胙时奏《寿成》，建议改为《福顺之乐》。梁武帝曾将《九夏》改为《十二雅》，以符合阳律、阴吕以及十二管乐器旋宫的原理，祖孝孙又将其改为《十二和》。唐玄宗时期，又增加了三和，前朝又去掉了两个和，只保留了一个雅。如今我们取消‘雅’，只使用《十二顺》的曲调。祭祀孔子和齐太公庙时降神奏《师雅》，建议也使用《礼顺之乐》；三公升殿、下台阶时使用《弼成》音乐，建议也用《忠顺之乐》；祭祀先农和耕田时使用《顺成》音乐，建议也用《宁顺之乐》。”这些乐曲的文字内容大多没有收录。
世宗显德元年即位后，有关部门在太祖的庙中举行酌献仪式时，奏起了《明德之舞》。
显德五年六月，皇帝下令命中书舍人窦俨参与太常寺的雅乐事宜。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述礼、乐、刑、政的根本来源，其中第一条建议：“请依照《唐会要》的分类，从五帝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的朝代，凡有相关的施政举措，全部整理编排，凡是有关礼乐的内容，都不能遗漏，命名为《大周礼乐》，作为国典。”第二条建议：“请具体规定每种礼仪在什么月份举行，该用哪种调式、哪首乐曲，乐曲的节奏长短、音节变化多少，由朝廷议定后制定，这样才能长期实行。”
世宗很欣赏这些建议，下诏命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进行详细商议。兵部尚书张昭等人认为：
古代帝鸿氏制定乐律的初衷，是为统一天地秩序，调和人与神的关系，根据季节变化的风向、气候来判断四时正气。空气的清浊无法用文字记录，声音的好坏也无法靠口传来判断，所以古人通过凫氏铸造金属乐器、伶伦切割竹管，发明律吕相生的算法，创造宫、商等正音。然后通过管弦和钟磬传播这些声音，使天地之情相应契合，阴阳之气达到和谐，八风吹拂符合律音而不紊乱，五声音阶形成完整而有序。空桑、孤竹的乐声，足以用来敬拜神明；《云门》、《大夏》的仪态，足以展现德政。然而古代就有“月律旋宫”的制度，是太师的职责。秦朝灭学，雅正之音逐渐衰落。汉初制定乐律者所采用的调式，只保留了鼓舞的乐调，旋宫十二均的使用方法，世人已无人知晓。汉元帝时，京房精通《易经》并擅长音律，探究古代的乐律理论，借鉴《周官》的方法，每月更换一次五音，建立“准调”，实现旋相为宫，共形成六十调。又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分割为三百六十调，传入乐府系统，使乐器的悬挂恢复原状，律吕的音高和音量完全统一。但汉代中衰之后，雅正之音逐渐消失，京房的“准调”方法虽有议论，却始终未能实行。后世只留下空泛的记载，其六十律法沉寂无声，无人流传。梁武帝本人精通音律，自制四通十二笛，用鼓动八音的方式演奏。又根据古代“五正”和“二变”音的规则，轮替为宫，共得八十四调，与律定的调式音高相同，但数量不同。侯景之乱后，这些音律又中断了。隋朝初年恢复雅乐时，很多人反对，最终未能成功。沛公郑译则依据龟兹琵琶的七音，对应月律，使五正二变七调协调，实现旋宫制，再次恢复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少了丝弦数量，让乐声变得更古朴淡远。但隋文帝不重视雅乐，命令儒生们集议，博士何妥驳斥，认为郑译和万宝常的八十四调都应废除。隋朝在郊祀和宗庙中演奏的乐曲，只用黄钟一个调，五郊迎气时偶尔使用“蕤宾”调，仅保留七调，其余五钟只挂起而不用。在朝会宴乐中则使用“缦乐”九部，直到朝代更迭，这些乐制始终未能更改。
唐太宗于是命令原乐工祖孝孙、张文收整理郑译与万宝常所定的七音八十四调，才使丝管乐器和钟磬都能演奏，最初的“七音”重新焕发，四庙的乐韵都恢复了和谐。然而自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后，长安陷落，宫廷所用的“崇牙树羽”之器被完全摧毁，演奏击打、敲打类乐器的乐师也几近断绝。现在郊祀、宗庙所奏的曲调，如同“南箕”一样，无法变动，乐律彻底断绝。
我们这些大臣认为，音乐的起源来自人心，即使是夔、旷这样的圣贤也无法永远留存，人事的兴衰也无法长久稳定，一旦人亡，音乐便随之中断，世道动荡，乐律便崩塌。如果不懂得礼乐的本源，又怎么能明白礼乐制度的根本呢？陛下胸怀天下，学识广博，已有光耀先代的武功；对尊祖敬神更是十分重视。于是您特别关注礼乐事务，痛心于礼乐职位的荒废，亲自查看宫廷中悬挂的钟磬乐器，希望恢复九奏之盛，于是召集朝廷大臣，重新校对钟律。枢密使王朴，广泛搜集古今典籍，精通律吕理论，研究古代典章制度，整理出音律的详细结构，恢复了六代正音，成就了一朝盛事。王朴所奏的“旋宫之法”，我们赞同，并建议参照张昭等人的提议实施。同时命令相关部门依照新法撰写乐曲，若遇到疑难问题，再由王朴裁定执行。从此，雅乐的音调才逐渐恢复和谐。
（以上为“雅乐制作”的详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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