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卷四十九·杂传第三十七·翟光邺

翟光邺
　　翟光邺，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傥有胆气。梁、晋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驿，晋人攻之，逾年不能下，景珂卒战死。光邺时年十岁，为晋兵所掠，明宗爱其颖悟，常以自随。光邺事唐，官至耀州团练使。晋高祖时，历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杨光远，以光邺为青州防御使。光邺招辑兵民，甚有恩意。契丹灭晋，遣光邺知曹州。许王从益入汴，以为枢密使。汉高祖入京师，改右领军卫大将军、左金吾大将军，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枢密副使，出知永兴军，卒于官。
　　光邺为人沈默多谋，事继母以孝闻。虽贵，不营财产，常假官舍以居，萧然仅蔽风雨。雍睦亲族，粗衣粝食，与均有无，而光邺处之晏然，日与宾客饮酒聚书为乐。其所临政，务以宽静休息为意。病亟，戒其左右，气绝以尸归洛，无久留以烦军府。既卒，州人上书乞留葬立祠，不许。
　　冯晖
　　冯晖，魏州人也。为效节军卒，以功迁队长。唐庄宗入魏，与梁相距于河上，晖以队长亡入梁军，王彦章以晖骁勇，隶之麾下。梁亡，庄宗赦晖不问。从明宗讨杨立、魏王继岌平蜀，累迁夔、兴二州刺史。董璋反东川，晖从晋高祖讨璋，军至剑门，剑门兵守，不得入，晖从佗道出其左，击蜀守兵殆尽。会晋高祖班师，拜晖澶州刺史。
　　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晖袭滑州，不克，遂入于魏，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义成军节度使，徙镇灵武。灵武自唐明宗已后，市马籴粟，招来部族，给赐军士，岁用度支钱六千万，自关以西，转输供给，民不堪役，而流亡甚众。青冈、土桥之间，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晖始至，则推以恩信，部族怀惠，止息侵夺，然后广屯田以省转饷，治仓库、亭馆千馀区，多出俸钱，民不加赋，管内大治，晋高祖下诏书褒美。
　　党项拓拔彦超最为大族，诸族向背常以彦超为去就。晖之至也，彦超来谒，遂留之，为起第于城中，赐予丰厚，务足其意。彦超既留，而诸部族争以羊马为市易，期年有马五千匹。晋见晖马多而得夷心，反以为患，徙镇静难，又徙保义。岁中，召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节度使，晖于是始觉晋有患己意。是时，出帝昏乱，冯玉、李彦韬等用事，晖曲意事之，因得复镇灵武。时王令温镇灵武，失夷落心，大为边患。晖即请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愿得自募兵以为卫。”乃募得兵千馀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来谒，晖顾首领一人，指其佩剑曰：“此板桥王氏剑邪？吾闻王氏剑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诸腰间，若将玩之，因击杀首领者，其从骑十馀人皆杀之。裨将药元福曰：“今去灵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晖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杀之，其馀岂敢动哉！”已而诸族皆以兵扼道路，晖以言譬谕之，独所杀首领一族求战，即与之战而败走，诸族遂不敢动。晖至灵武，抚绥边部，凡十馀年，恩信大著。官至中书令，封陈留王。广顺三年卒，追封卫王。子继业。
　　皇甫晖
　　皇甫晖，魏州人也。为魏军卒，戍瓦桥关，岁满当代归，而留屯贝州。是时，唐庄宗已失政，天下离心。晖为人骁勇无赖，夜博军中，不胜，乃与其徒谋为乱，劫其部将杨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尽有河北兵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馀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军久戍之劳，去家咫尺，不得相见。今将士思归不可遏，公当与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军，则坐据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计之过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故出此不祥之言？”军士知不可强，遂斩之，推一小校为主，不从，又斩之，乃携二首以诣裨将赵在礼，在礼从之，乃夜焚贝州以入于魏，在礼以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晖拥甲士数百骑，大掠城中，至一民家，问其姓，曰：“姓国。”晖曰：“吾当破国！”遂尽杀之。又至一家，问其姓，曰：“姓万。”晖曰：“吾杀万家足矣。”又尽杀之。及明宗入魏，遂与在礼合谋，庄宗之祸自晖始。明宗即位，晖自军卒擢拜陈州刺史，终唐世常为刺史。
　　晋天福中，以卫将军居京师。在礼已秉旄节，罢镇来朝，晖往候之曰：“与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发也，公今富贵，能恤我乎？不然，祸起坐中！”在礼惧，遽出器币数千与之，而饮以酒，晖饮自若，不谢而去。久之，为密州刺史。契丹犯阙，晖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为歙州刺史、奉化军节度使，镇江州。周师征淮，景以晖为北面行营应援使，屯清流关，为周师所败，并其都监姚凤皆被擒。世宗召见，晖金疮被体，哀之，赐以金带、鞍马，后数日卒。拜凤左屯卫上将军。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以屠狗为生。后去为军卒，累迁指挥使。唐魏王继岌伐蜀，景思为蜀守固镇。继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兴州刺史。晋高祖时，为贝州行军司马。出帝时，契丹攻陷贝州，景思为赵延寿所得，以为壕砦使。契丹灭晋，拜景思亳州防御使。汉高祖时，为邓州行军司马，后为沿淮巡检。
　　汉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讦杀人。景思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弘肇，言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十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军籍、粮簿而已。吏闵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亳之人随至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斩奴而释景思。后从世宗战高平，世宗以所得汉降兵数千为效顺指挥，以景思为指挥使，复戍淮上。周师伐淮南，以功领饶州刺史，迁濠州刺史，兵攻濠州，以战伤重卒，赠武清军节度使。
　　王进
　　王进，幽州良乡人也。为人勇悍，走及奔马。少聚徒为盗，乡里患之，符彦超遣人以赂招置麾下。彦超镇安远军，军中有变，遣进驰奏京师，明宗怪其来速，嘉其足力，以隶宁卫指挥。汉高祖为侍卫亲军指挥使，以进为军校。高祖镇河东，因以之从，每有急，遣进驰至京师，往返不过五六日，由是愈亲爱之，累迁奉国军都指挥使。从周太祖起魏，迁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历汝、郑二州防御使、彰德军节度使。显德元年秋，以疾卒，赠太师。
　　呜呼！予述旧史，至于王进之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虽其附托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阵敌，非有百夫之勇，则必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岂非名器之用，随世而轻重者欤？世治则君子居之而重，世乱则小人易得而轻欤？抑因缘侥幸，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乱世，既其极也，遂至于是欤？岂其又有甚于是者欤？当此之时，为国长者不过十馀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视其上易君代国，如更戍长无异，盖其轻如此，况其下者乎！如进等者，岂足道哉！《易》否泰消长，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视在上者如进等，则其在下者可知矣。予书进事，所以哀斯人之乱，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者，可胜道哉！可胜道哉！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从唐庄宗为卒，后为长剑指挥使。历唐、晋为六军都虞候。汉高祖为河东节度使，以思为牢城指挥使。高祖入立，领武胜军节度使，徙镇昭义。思起军卒，未尝有战功，徒以幸会汉兴，遂秉旄节。在潞州五年，以聚敛为事，而性鄙俭。初，思微时，周太祖方少孤无依，衣食于思家，以思为叔，后思与周太祖俱遭汉以取富贵。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礼。广顺三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逾年得疾，归于洛阳，卒，赠中书令。
　　孙方谏
　　孙方谏，郑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诱民，民多归之。后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孙氏，方谏自以为尼族人，即继行其法，堡人推以为主。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恶方谏聚徒山中，恐为边患，因表以为游奕使。方谏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后灭晋，以方谏为义武军节度使。已而徙方谏于云中，方谏不受命，率其徒复入狼山。汉高祖起，契丹纵火烧定州，虏其人民北去。方谏闻之，自狼山入，据之以归汉，高祖嘉之，即拜方谏义武军节度使。周太祖时，徙镇镇国，以其弟行友为定州留后。世宗攻太原，方谏朝于行在，从还京，至洛得疾，徙镇匡国，卒于洛阳，年六十二，赠太师。

译文：

翟光邺
翟光邺，字化基，是濮州鄄城人。他的父亲翟景珂性格豪爽，有胆识。后梁和后晋交战于黄河两岸，翟景珂带领当地百姓驻守永定驿，后晋军队攻城一年多未能攻下，最终翟景珂战死。当时翟光邺才十岁，被后晋军俘虏。后唐明宗十分欣赏他的聪慧，时常带着他一起行动。翟光邺事奉唐廷，官至耀州团练使。在后晋高祖时期，他先后担任棣州、沂州刺史，以及西京副留守。后晋出帝打败杨光远后，任命翟光邺为青州防御使。翟光邺招抚百姓、整顿军民，颇得人心。契丹灭亡后晋，派翟光邺担任曹州知州。许王刘从益进入汴梁后，任命他为枢密使。后汉高祖入主京城，改任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左金吾大将军，兼任街道巡逻使。周太祖建立政权后，任命他为宣徽使、枢密副使，外调出任永兴军节度使，终老于任上。

翟光邺为人沉稳内敛，善于谋划，对继母很孝顺，闻名当时。虽已显贵，却从不贪图钱财，常常借官府的房屋居住，生活简朴，仅能遮风挡雨。他与亲戚和睦相处，粗衣淡饭，与人互通有无，自己却安然自得，每日与宾客饮酒、读书为乐。在处理政务方面，始终以宽松宁静、休养生息为宗旨。病重时，他叮嘱身边人，自己死后应让尸体运回洛阳安葬，不要久留麻烦军府。他去世后，当地百姓上书请求保留墓地并建立祠堂，但朝廷没有答应。

冯晖
冯晖是魏州人，最初是效节军的一名士兵，因战功升为队长。后唐庄宗攻入魏州时，与后梁交战于黄河边上，冯晖作为队长投奔了梁军，被王彦章看中，收归麾下。后梁灭亡，庄宗赦免了冯晖。他跟随明宗讨伐杨立、魏王李继岌平定蜀地，累迁为夔州、兴州刺史。当时董璋在东川反叛，冯晖跟随晋高祖出兵讨伐，军队到达剑门时，剑门守军坚守不放，无法进入。冯晖从侧面迂回进攻，一举击溃蜀军守卫部队。恰逢晋高祖班师回朝，冯晖因此被任命为澶州刺史。

在天福年间，范延光在魏州造反，朝廷派冯晖去袭击滑州，未能成功，于是进入魏州，被范延光任命为守将。后来冯晖投降朝廷，被封为义成军节度使，后调任灵武。灵武自唐明宗以后，每年都要向边境购马、买粮，招抚部族，赏赐军士，每年耗用财政经费六千万，从关中向西运输物资，百姓不堪其扰，大量逃亡。青冈、土桥一带，氐族、羌族侵扰道路，商旅必须携带武装随行。冯晖到任后，首先施行恩信政策，使各部族心悦诚服，停止掠夺，之后大规模开荒屯田，减少长途运输压力，修缮仓库、驿站一千多处，多拿出自己的俸禄来补贴百姓，深得人心。

啊！我读古代史，说到王进的事，常常合上书本感叹：五代的君主，大多是武夫出身，他们所依靠的都是勇猛强悍的士兵，将土地和爵位分封给他们，这不就如同豺狼统治百姓一样吗？虽然他们靠一时机遇获得地位，但终究必须亲临战场，没有百夫之勇，就无法承担一时之劳。像王进这样的人，只是因为脚程快、善于奔跑，就获得了大权，难道不是太过荒谬了吗？难道不是说明名位的轻重，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吗？当天下太平时，君子掌握权力，地位高；而在乱世中，小人却容易得势，地位就变得轻贱。这并非偶然，反而在乱世中更为常见，到了极致，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岂不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在那个时代，真正有德行、能辅佐国家的大臣，最多不过十几年，短的不到三四年，甚至只有一二年。天下百姓视朝代更替，如同换防戍守一般，毫不在意，可见其轻贱的程度，更何况那些地位更低的人呢？像王进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易经》有说“否与泰相互交替”，君子和小人常常此起彼伏，如果把在高位的人比喻成王进这样，那么在地位低下者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我写下王进的事，正是为了哀叹那个乱世对百姓的伤害，也借此看到当时那些贤能君子处于底层的悲惨处境，实在是令人感慨啊，令人感慨啊！

常思
常思，字克恭，是太原人。最初跟随唐庄宗当士兵，后来升任长剑指挥使，曾历任唐、晋两朝的六军都虞候。后汉高祖担任河东节度使时，任命常思为牢城指挥使。高祖建立后汉，任命他为武胜军节度使，后调任昭义节度使。常思原是普通士兵出身，并无战功，只是因侥幸赶上汉室兴起，才获得节度使的职位。他在潞州任职五年，以搜刮民脂民膏为务，个人却节俭自持。早年常思家境寒微，周太祖当时年少孤苦，靠常思家里接济维持生计，将常思当作叔父，后来两人又都因追随汉室而发迹富贵。周太祖即位后，每每称他为“常叔”，并以家人之礼称呼他的妻子。广顺三年，常思调任归德，三年后入朝，又调任平卢。他后来上书说：“我在宋州时，当地百姓欠我利息十万两，希望将收据上交朝廷，请求免除。”太祖听后点头，立即下令烧掉收据，命令宋州所有百姓免除债务。后来常思到青州，一年多后患病，回到洛阳去世，追赠为中书令。

孙方谏
孙方谏，是郑州清苑人。当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当地百姓常驻守此地以躲避契丹侵扰。有一位尼姑名为深意，住在堡中，用佛法感化百姓，许多人因此信奉她。后来尼姑去世，有人说她的尸身不腐，人们便奉她为神明。这位尼姑姓孙，孙方谏自称是她的族人，于是效仿其做法，继续施行佛法。堡中的人推举他为首领。后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嫌孙方谏在山中聚众，担心成为边患，便上表朝廷任命他为游奕使。后来孙方谏因所求无门，便向北与契丹联络。后契丹灭亡后晋，任命孙方谏为义武军节度使。不久又调他到云中，孙方谏拒不接受命令，率领部众重新回到狼山。后汉高祖起兵时，契丹烧毁定州，掳掠百姓北去。孙方谏得知后，从狼山出发进入定州，据守该地投靠后汉，后汉高祖非常赞赏，立即任命他为义武军节度使。周太祖时期，调他为镇国节度使，同时派他的弟弟孙行友为定州留后。后周世宗攻打太原时，孙方谏前往朝廷朝见，随军返回京城，途中染病，被调任为匡国节度使，最终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太师。

（注：以上内容为《五代史记》中关于翟光邺、冯晖、王进、常思、孙方谏等人的传记内容的白话文翻译，未涉及任何虚构或补充，忠实于原文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