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九·志第三十·食货四

元代 • 脱脱等

食货四
　　盐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恒，亦随时救弊而已。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
　　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　、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山东、沧州之场九，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莒之场十二，涛洛场行莒州，临洪场行赣榆县，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涟水、沐阳县，信阳场行密州，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既墨、莱阳县，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本州县鬻之。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黄县场行黄县，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福山县，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宁海州场行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文登县。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西京、辽东盐各行其地。北京宗、锦之末盐，行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诏以银牌给益都、滨、沧盐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以是岁入钱为定额。四月，以乌古里石垒民饥，罢其盐池税。十二年十月，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宰臣言：“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十二月，罢平州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濰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数多寡论罪。今乃有身犯之者，与犯私酒曲、杀牛者，皆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数，不以赎论，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沧、滨两司盐袋，岁买席百二十万，皆取于民。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旧制，捕告私盐酒曲者，计斤给赏钱，皆征于犯人。然盐官获之则充正课，巡捕官则不赏。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赏异也。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及巡捕弓手所减者，皆征以入官，则罪赏均矣。”诏从之。三年二月，以解盐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进士授盐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　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诏省臣议之。
　　六月，诏以山东、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所亏岁积，盖官既不为经画，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以致然也。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以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硷禁者，欲同盐禁罪，宰臣谓：“若比私盐，则有不同。”诏定制，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赏同私矾例。五年六月，以山东、沧州两盐司侵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山东盐司，各计口承课。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海壖人易得私盐，故犯法者众，可量户口均配之。”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言：“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而不为哉！”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罚俸降职，彼将抑而不申，愈难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令盐司以达省部，以为升降。”遂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从涿州刺史夹谷蒲乃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七年九月，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如任回验官注拟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减两资、迁两阶，亏者亦视此为降。
　　十二月，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申官，若留者减盗一等。若刮硷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及以酵粥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以故怠而亏课，乞依旧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人截替，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硷卤，民私煎不能禁。”遂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既而，御史台奏：“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而商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绛、解民多业贩盐，由大阳关以易陕、虢之粟，及还渡河，而官邀籴其八，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以尽夺民利。比岁河东旱蝗，加以邀籴，物价踊贵，人民流亡，诚可闵也。乞罢邀籴，以纾其患。”四年七月，庆寿又言：“河中乏粮，既不能济，而又邀籴以夺之。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转盐易物，本济河中，而陕西复强取之，非夺而何？乞彼此壹听民便，则公私皆济。”上从之。兴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绥德之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请设盐场管勾一员，岁获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三年，诏用其言，设官鬻盐给边用。四年，李复享言：“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民运解盐有助军食，诏修石墙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上曰：“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八年，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盐场不及五万贯者，依旧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职有才能，累差不亏者为之。九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而惧夺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大理寺以财非入己，请以赎论。上曰：“虽非私赃，而贫民亦被其害，若止从赎，何以惩后。”特命解职。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各有差。上曰：“朕顷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从来？若恢办增羡者酬迁，亏者惩殿，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无失元额。如横班只亏者，与余差一例降罚，庶有激劝。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而止得万七八千，难迭两酬者，必止纳万贯，而辄以余钱入己。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及监官食直，若不先与，何以责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罢杓栏人。二十七年，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上曰：“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弊。其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入，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五年春，罢造茶之坊。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译文：

十一月，尚书省奏：“茶，是饮食之外的用品，并非必需之物。近年来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争相饮用，农民尤其严重，市井中茶铺遍布，商旅多用丝绢交换茶，每年耗费不下百万，因此用有用之物去换无用之物，若不加以禁止，恐浪费财物更加严重。”于是下诏规定，七品以上官员，家庭方可食用茶，且不得出售或赠送。对于不遵守此规定的，按所涉斤两定罪赏。七年，修订了饮茶制度。八年七月，有人认为茶是宋地的草芽，而用中国丝绸锦缎交换有益，不可接受。国家的盐货来自卤水，每年取用不尽，可用来与茶交换。省臣认为所交换的数量有限，遂建议允许以其他杂货进行交换。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鉴于国库匮乏，上奏道：“金币与钱谷，是世间不能一日缺少的。茶乃出自宋地，不是生活必需品，自古以来商贾用金银丝帛交换，实属浪费。泰和年间曾禁止，后来因宋人求和而停止。战乱以来，又重新实行，但仍有大量违法者，边民又趁机谋利，越境私自交易，恐怕因此泄露军情，或有盗贼入境。如今河南、陕西共有五十多郡，每郡日均消费茶二十袋，每袋值银二两，一年中白白耗费民银三十万两。我们怎能以本国必需之物供养敌国？”于是规定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官员，家中已有储藏的可保留，禁止出售或赠送，其他人一律禁止。违反者处徒刑五年，举报者赏赐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空地赐给随朝大小官员及护驾军队，七月，各赐钱有差额。大定二年，制院务亏损及功酬等级制度。八月，废除各路关税，仅令进行检查。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有拖欠。”下诏按监临制度，根据年岁远近差额减免。又因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建议，制定城郭出租房屋的税制。五年，此前所设的河泺官吏被撤销，恢复招募百姓射买，两界之后，恢复设置官吏。二十年正月，制定商税法，金银按百分取一，其他物品按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奏称天下河泊已允许与民共享利益，其七处设官可予以撤销，委托所属机构禁止豪强擅自获利。明昌元年正月，敕令尚书省制定院务课征商税数额，各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制减少九十四万一千余贯，于是废除坊场，免除租赁房屋税。十月，尚书省奏称：“如今天下使司务，已减征课额，而监官增亏既设有升迁追贬制度，宜废除提点所给赏罚俸禄制度，只由提刑司监察提点官侵扰场务者，按制度论处。”下诏批准。二年，下诏减免南京出租官房及地基钱。三年，下诏提刑司禁止有权势之家垄断山泽之利。又司竹监每年采入破竹五十万根，春秋两次输送至都水监，用于河防，余下边刀笋皮等出售收入三千贯，苇草收入二千贯，作为定额。明昌五年，有言官请求恢复旧日设置坊场，皇上未准，仅允许增设院务，下诏尚书省参酌制定，遂拟议辽东、北京仍允许民众分担经营，中都等十一路派遣官员视察，酌情在二十三处增设院务，自今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制令通过。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每年收入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收入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因院务课税亏损，下令由运司派遣监官进行管理。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规定允许民间开采金银矿坑，按二十分取一作为税。泰和四年，有言官认为金银按百分取一，其他物品按百分取三，如今物价较旧时上涨，仅征收金银则税收无法覆盖全部，其他物品可再增加一分。下诏同意。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奏称：“旧制，小商交易各种物品收四分，而金银属于贵重细小之物，多出自富有人家，仅收三分，此为不公，请求与之相同，也收取四分。”省臣议认为此举恐导致隐匿交易，遂未采纳旧制。

以上为原文内容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