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宦者
宦者
古代的宦官大多是从受过刑罚的人中来的。刑罚之人无法被列入士人和平民的行列,因此他们只能掌管宫廷内务,被称为“妇寺”(即女性官吏的代称)。自东汉开始,宦官开始收养儿子来继承其职位。唐朝时期,所有继承职位的都必须是阉人。他们起初进入宫廷时,往往聪明机灵、善于讨好,善于巩固自己的恩宠。一旦得势,便结党营私、盘根错节,难以控制。东汉时期宦官祸乱朝政,唐朝时更甚。历代学者评论宦官的危害,认为如同毒药猛虎,无法挽救。金朝的法律设立了“近侍局”,曾参与政事,但宦官参与的人并不多。只有海陵王时期有梁珫,章宗时期有梁道、李新,他们干政,使两位君主深受其害。史书记载中,梁道曾劝章宗纳李妃入后宫,但《金史》并未记载梁道的详细事迹,因此无法详加评论。只有宋珪和潘守恒,能够适时进谏,为宣宗、哀宗时期带来一些裨益,他们算是宦官中的佼佼者、铁骨铮铮之士,所以才写下《宦者传》。
梁珫,原是大抃家的奴仆,随元妃进入宫廷,后来以宦官身份侍奉海陵王。梁珫性格善于奉承,善于讨好,很会拉拢人心。他起初进入宫廷时,便善于察言观色,赢得信任。在海陵王时期,他逐渐掌握权力。章宗时期,有梁道、李新等人掌权,他们干预朝政,使两位君主深受其害。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梁道的言行,所以对他的评价无法深入。但宋珪和潘守恒在朝政中进谏,为国家稳定作出过积极贡献,他们的行为值得肯定。
宋珪和潘守恒都是宦官中少数有远见、有担当的人。他们不贪权、不贪财,敢于直言进谏,因此被后世称道。他们在宣宗、哀宗时期提出合理建议,避免了朝政进一步恶化,对金朝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梁珫的生平事迹虽未详细记载,但从其行事风格看,他善于迎合权力者,也可能在宫廷中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但史书并未对他进行正面评价。
梁道曾劝章宗纳李妃为后,此事在《金史》中未被记载,可能因史料缺失或未被重视,因此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至于其他宦官,如潘守恒,他以忠正敢言著称:在宣宗时期,他多次劝谏皇帝不要沉溺于狩猎和宴乐,强调统治者应注重国家大事;在哀宗时期,他仍坚持谏言,提出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建议,虽未被完全采纳,但其忠心和胆识受到朝野敬重。
宦官群体中,虽然人数众多,但真正有见识、有担当的极少。多数人只知奉承和投机,一旦掌权便专横跋扈,危害国家。因此,历代君主对待宦官都极为谨慎,常采取防范措施,以防其乱政。
天象与政事的关系
马贵中,官至司天提点(负责天文观测的官员),曾与校书郎高守元上奏天象灾异,触怒海陵王,因此被杖打,贬为大同府判官。后来逐渐升迁,担任司天监。
正隆三年三月,出现日食,当时马贵中上奏,说“自今以后,凡遇日食,都应当面奏报,不再发布给朝廷内外”。此举显示出他对天象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对朝廷的忠诚。
海陵王出兵伐宋前,问马贵中天道如何,贵中回答说:“去年十月甲戌,火星进入太微宫,停留后再向西出。古代占星书说,火星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宫,表示要征伐无道之国。十二月,白虎(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并横穿天际,占卜为兵丧、叛乱、更替君主;也预示兵起或兵罢。”接着,镇戎军发生地震、大风,海陵王询问原因,贵中说:“阴气压倒阳气,所以发生地震;大风是君主政令严急所致,风吹万物,是天象对政治的警示。”六年二月,出现日晕、日珥、日戴(日轮被光环围绕),海陵王问天道如何,贵中说:“前年八月二十九日,白虎进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进入端门,九日进入左掖门而出。太微为帝王南宫,白虎象征军队,兵将进入帝王宫庭,正应战争之象。”海陵王说:“正在征伐,兵将出入太微,正是此事。”贵中又说:“出端门,象征受制;经过左右执法,象征被授任官职或出使,或为兵,或为叛乱。”海陵王说:“打仗时小盗难免。”后来海陵王果然在扬州被杀,马贵中的预测全部应验。
大定八年,世宗在常武殿击球,马贵中上疏劝谏,说:“陛下身为天下之主,要守护宗庙社稷,围猎和击球都是危险之事。此前皇太子坠马,应当引以为戒,请求陛下一切罢除这类活动。”世宗说:“祖宗靠武力统一天下,怎能因国泰民安就忘记武备?昔日皇统曾一度禁止围猎,当时人们都说不对,我亲眼见过,因此要让天下人练习武事。”这番话虽然未完全采纳劝谏,但也显示了世宗对武事的重视。
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在东宫设宴,饮酒甚欢,马贵中喝醉了,跪地准备进谏,虽言语错乱,但世宗并未责备,只是让他扶出。
武祯,宿州临涣人,祖上曾任太史,靖康之后务农,后来转为金朝属民。他精通数学和天文。贞祐年间,枢密院仆散安贞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徐州,以贵宾礼遇,每次出兵都依靠他的占卜。他的预言准确如响。正大初年,被征召到汴京,进入东华门,担任待诏。他的朋友王铉问他:“若朝廷问国运长短,你如何回答?”武祯说:“应当如实回答,但要说周朝有过它的历法,秦朝未达到其周期,关键在于修德行仁政。”当时正好连续大旱,朝廷忧虑,武祯突然对王铉说:“你今天早些回去,恐怕会被雨阻。”王铉说:“万里无云,太阳高照,怎会有雨?”武祯笑道:“如果真如此,那么天就不诚信了。天哪,怎会不诚信?”不久,东南方向云气骤起,顷刻遮天,暴雨倾盆,平地积水达二尺,众人惊愕感叹。后来被任命为司天台管勾。
他的儿子武亢,性情寡言,不随意交往。曾与一位学生终日相对,握筹推算,目光炯炯,令人莫测其意。哀宗到蔡州时,右丞完颜仲德推荐他的占卜能力。召他入宫,单独谈话,十分满意,任命为司天长行,赏赐丰厚。他上书说:“最近周、楚之间出现星变,彗星起于大角西边,扫过轸星左轴,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又说:“郑、楚、周三国分辖的区域,将有千里荒芜,兵祸将起,君主不应安居。”又说:“蔡州已有兵败之兆,楚国将亡,三军苦战于西城墙,持续时间已久,城墙倾颓,城内无粮,城外无援,君臣寿命将尽。”听到这些话的人内心震惊,哀宗只是一阵惊愕,叹惜良久,但并未因此责罚他。武亢性格傲慢,朝中官员因此非议他。
天兴二年九月,蔡州被围,武亢上奏说:“十二月三日必定会攻城。”日期一到,果然被攻破。末帝问:“什么时候能解围?”武亢回答:“明年正月十三日,城外将无一人一骑。”末帝不懂其原因,只是欢喜地认为围城有解除之日,便每日秘密筹划粮草,确保能维持到那一天。次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被攻破,十三日大元军退兵。当天,武亢跳入水中自尽。
李懋,不知是何地人,有奇术。正大年间,他在京兆(今西安)游历,被行省完颜合达欣赏,带至汴京,推荐给哀宗。哀宗派近侍秘密询问国运吉凶,李懋直言无忌。李懋住在繁台寺,朝中官员每天前往问卜,有时能预测隐事,或预示吉凶,人们认为他有神迹。哀宗嫌他话太直,担心泄露国家机密,派使者去杀他。使者持酒菜进入寺庙,李懋出门迎接,笑着说:“是了。”使者问:“是什么意思?”李懋说:“我今天命该尽,还有什么可说的?”随即取酒痛饮而死。
胡德新,是河北的士族,住在南阳,往来于宛城与叶县之间,嗜酒放浪,不拘小节,但能预测祸福,有奇验。正大七年夏,他在叶县村中偶遇燕人王铉,两人起初不认识,胡德新却误以为王铉是兵官,说:“这位先生在我占卜中本应中举,为何称为兵官?”众人震惊,才知实情,二人相谈甚欢,便请家人备酒款待。酒酣时举杯相贺,说:“你今后事业远大,不必多问。我有见闻很久不敢对人说出,今天想告诉你。”于是带王铉至野外,密语道:“我从去年到宛、叶途中,看到往来行人十有八九有死气。今年春天到陈州、许州之间,看到的人中也有一半将死。若我眼睛能见,那么时局便可知。”王铉惊讶地问何时应验,胡德新说:“不过数月之间,必定应验。”不久,果然有战乱和灾祸发生,众人深信其预测之准。
总结:
天象与人事、政治密切相关。古代统治者常通过天象观察预测政局,以警示自身。但真实情况中,政局的演变多由人祸、民变、战争等决定,天象只是辅助参考。真正决定国运的,是统治者的德行、政策与民心。那些能以忠直谏言、以实情应世的官员,如马贵中、武祯、胡德新、李懋等,其智慧与诚信值得肯定。而那些专权、贪欲、欺上瞒下的宦官,则为国家带来祸患。因此,天象固然重要,但真正能治理国家的,是贤明的君主和忠贞的臣子。而宦官虽居高位,却未必能担此重任。
历史启示:
- 任人唯贤,避免重用投机之徒;
- 君主应勤政爱民,以德治国,不迷信“天意”;
- 天象可为参考,不可作为决策的唯一依据;
- 敢于直言进谏者,虽居低位,亦应受到尊重;
- 重用忠直之士,有助于国家稳定,避免乱政。
这些教训,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注:本部分内容以史书为据,结合逻辑推理,整理成通俗易懂的历史评论,旨在提供有益的思考。)
历史启示总结(精简版)
- 天象是镜,不等于天命:天象变化可作警示,但决定国运的是人的德行与政策。
- 忠言逆耳,才可警醒:如马贵中、武祯等人敢于直言,为国家贡献智慧。
- 宦官多为投机之徒:多数只懂奉承,一旦掌权就乱政。重用需谨慎。
- 治理之道在人心:只有赢得民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这些智慧,穿越千年后,依然闪耀光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