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三
黄河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省臣以闻，朝廷患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
九年冬，脱脱既复为丞相，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乃命集群臣议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运使贾鲁，昌言必当治。先是，鲁尝为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后又为都水使者，奉旨诣河上相视，验状为图，以二策进献：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至是复以二策封，脱脱韪其后策。议定，乃荐鲁于帝，大称旨。
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扫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帝遣贵臣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论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其宣力诸臣迁赏有差，赐丞相脱脱世袭答剌罕之号，特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制河平碑文，以旌劳绩。
玄既为河平之碑，又自以为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则，乃从鲁访问方略，及询过客，质吏牍，作《至正河防记》，欲使来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
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
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剌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
治扫一也，有岸扫、水扫，有龙尾、栏头、马头等扫。其为扫台及推卷、牵制、珣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縆之方。
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水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潀也。
此外不能悉书，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
其浚故道，深广不等，通长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长百八十二里。继自黄陵冈至南白茅，辟生地十里。口初受，广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广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势之低昂，相准折而取匀停也。南白茅至刘庄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垦广八十步，深九尺。刘庄至专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广六十步，深五尺。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面广百步，底广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黄固至哈只口，长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广垦六十步，深五尺。乃浚凹里减水河，通长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长三里四十步，面广六十步，底广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旧河身至张赞店，长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垦广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垦广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垦广二十六步，深五尺。张赞店至杨青村，接入故道，垦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广六十步，底广四十步，深一丈四尺。
其塞专固缺口，修堤三重，并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豁口，通长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创筑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长三百三十步，面广二十五步，底广三十三步，树置桩橛，实以土牛、草苇、杂梢相兼，高丈有三尺，堤前置龙尾大扫。言龙尾者，伐大树连梢系之堤旁，随水上下，以破啮岸浪者也。筑第二重正堤，并补两端旧堤，通长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长四里，两堤相接旧堤，置桩堵闭河身，长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苇、梢土相兼修筑，底广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筑者，长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广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补筑旧堤者，长七里三百步，表里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计高一丈。筑第三重东后堤，并接修旧堤，高广不等，通长八里。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豁口四处，置桩木，草土相兼，长四十七步。
于是塞黄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长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长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复作大堤刺水者一，长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内创筑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东南至旧河岸，长十里百五十步，颠广四步，趾广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筑旧河岸至入水堤，长四百三十步，趾广三十步，颠杀其六之一，接修入水。
两岸扫堤并行。作西扫者夏人水工，征自灵武；作东扫者汉人水工，征自近畿。其法以竹络实以小石，每扫不等，以蒲苇绵腰索径寸许者从铺，广可一二十步，长可二三十步。又以曳扫索綯径三寸或四寸、长二百余尺者衡铺之。相间复以竹苇麻釭大纤，长三百尺者为管心索，就系绵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数千束，多至万余，匀布厚铺于绵腰索之上，袴而纳之，丁夫数千，以足蹈实，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号于众，众声力举，用小大推梯，推卷成扫，高下长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余。又用大索或互为腰索，转致河滨，选健丁操管心索，顺扫台立踏，或挂之台中铁猫大橛之上，以渐缒之下水。扫后掘地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筑之以土，其上复以土牛、杂草、小扫梢土，多寡厚薄，先后随宜。修叠为扫台，务使牵制上下，缜密坚壮，互为掎角，扫不动摇。日力不足，火以继之。积累既毕，复施前法，卷扫以压先下之扫，量水浅深，制扫厚薄，叠之多至四扫而止。两扫之间置竹络，高二丈或三丈，围四丈五尺，实以小石、土牛。既满，系以竹缆，其两旁并扫，密下大桩，就以竹络上大竹腰索系于桩上。东西两扫及其中竹络之上，以草土等物筑为扫台，约长五十步或百步，再下扫，即以竹索或麻索长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杂厕其余管心索之间，俟扫入水之后，其余管心索如前珣挂，随以管心长索，远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铁猫，或大桩，曳而系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扫，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龙尾大扫密挂于护堤大桩，分析水势。其堤长二百七十步，北广四十二步，中广五十五步，南广四十二步，自颠至趾，通高三丈八尺。
其截河大堤，高广不等，长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岸者，长十里四十一步。筑岸上土堤，西北起东西故堤，东南至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颠广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扫梢草杂土，多寡厚薄随宜修叠，及下竹络，安大桩，系龙尾扫，如前两堤法。唯修叠扫台，增用白阑小石。并扫上及前几修扫堤一，长百余步，直抵龙口。稍北，栏头三扫并行，扫大堤广与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扫，间以竹络，成一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广百一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广八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创筑缕水横堤一，东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东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长二里四十二步，亦颠广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黄陵南岸，长九里百六十步，内创岸土堤，东北起新补白茅故堤，西南至旧河口，高广不等，长八里二百五十步。
乃入水作石船大堤，盖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犹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益以秋涨，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难以下扫。且扫行或迟，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縆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縆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猫于上流〈石垂〉之水中。又以竹縆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縆或〈石垂〉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扫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复以木支拄，使帘不偃仆，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扫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以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扫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昏晓百刻，役夫分番甚劳，无少间断。船堤之后，草扫三道并举，中置竹络盛石，并扫置桩，系缆四扫及络，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数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数倍他堤。船堤距北岸才四五十步，势迫东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浅叵测。于是先卷下大扫约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艰。薄龙口，喧豗猛疾，势撼扫基，陷裂欹倾，俄远故所，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然势不容已。鲁神色不动，机解捷出，进官吏工徒十余万人，日加奖谕，辞旨恳至，众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又于堤前通卷栏头扫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扫出水，管心大索系前扫，〈石垂〉后阑头扫之后，后扫管心大索亦系小扫，〈石垂〉前阑头扫之前，后先羁縻，以锢其势。又于所交索上及两扫之间，压以小石白阑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势措置。
扫堤之后，自南岸复修一堤，抵已闭之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农家场圃之具曰辘轴者，穴石立木如比栉，珣前扫之旁，每步置一辘轴，以横木贯其后，又穴石，以径二寸余麻索贯之，系横木上，密挂龙尾大扫，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筼，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长二百七十步，南广百二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广八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护堤扫一道，通长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扫三道，通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广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梢冈至砀山县，增培旧堤，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余里，修完缺口一百七处，高广不等，积修计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高广不等，长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凡，桩木大者二万七千，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带梢连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苇杂草以束计者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万五千，苇席十有七万二千，小石二千艘，绳索小大不等五万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铁缆三十有二，铁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计者十有五万，〈石垂〉石三千块，铁钻万四千二百有奇，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余若木龙、蚕椽木、麦稭、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竹、木、绳索等匠佣赀，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
鲁尝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盖由鲁习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宜悉书之，使职史氏者有所考证也。”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今故具录玄所记，庶来者得以详焉。
蜀堰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有司以故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
元统二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余悉罢之。召灌州判官张弘，计曰：“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弘曰：“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钱，试为小堰，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复祷于冰祠，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堰，即禹凿之处，分水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中为都江堰，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水，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堰，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
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道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又书“深淘滩，高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洞，酾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
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东南出万工堰，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口，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坝，东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东行二十余里，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每岁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马坝渠会，而渠成安流。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合金马渠，东南入于新津江，罢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堰。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马坝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而清白堰水溃其南涯，延袤三里余，有司因溃以为堰。堰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流而东，罢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应期而功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彰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堰，工未及施，则召长吏免谕，使及农隙为之。诸堰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然后即工。
诸堰皆甃以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盖以数百万计。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用以节民力而资民利，凡智力所及，无不为也。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请独任郡县，民不堪其役‖至是复合焉。常岁获水之利仅数月，堰辄坏，至是，虽缘渠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
其始至都江，水深广莫可测，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数里，人得用事其间。入山伐石，崩石已满，随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毕，无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当普以监察御史召，省台上其功，诏揭扌奚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千。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者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撮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积者，尚余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专其力于堰事。
泾渠
泾渠者，在秦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于洛三百余里以溉田，盖欲以罢秦之力，使无东伐。秦觉其谋，欲杀之，郑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利。”秦以为然，使迄成之，号郑渠。汉时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历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时，水冲啮，失其故迹。熙宁间，诏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自仲山旁开凿石渠，从高泻水，名丰利渠。
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大统八年，泾水暴涨，毁堰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泾阳尹王琚疏道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堰，岁时葺理，未尝废止。
至大元年，王琚为西台御史，建言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自延祐元年兴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堰至新口。泰定间，言者谓石渠岁久，水流渐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视其堰，谓渠积年坎取淤土，叠垒于岸，极为高崇，力难送土于上，因请就岸高处开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议允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发丁夫开鹿巷八十四处，削平土垒四百五十余步。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脱脱排群议不纳，务于必行。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
《元史》•卷六十六·志第十七下·河渠三
黄河
至正四年夏天，连续下了二十多天的大雨，黄河决堤泛滥，河水淹没地面深度达到两丈左右，北面冲破了白茅堤。六月时，又在北方决口，冲垮了金堤，导致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武城，一直到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地都遭受水灾。老百姓年老体弱的被淹没，年轻人则四处流离失所。河水向北推进到安山，沿路流入会通河和运河，一直蔓延到济南、河间地区，几乎要毁掉两个漕运管理机构的盐场，对国家财政造成严重损害。地方官员将情况上报朝廷，朝廷十分忧虑，派出使者实地勘察，并命令大臣们共同商议治理黄河的方案。
九年冬天，脱脱再次担任丞相，胸怀大志，致力于实际功业。在谈到黄河决堤时，他直接向皇帝提出，请求亲自负责治理黄河一事，皇帝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令召集群臣在朝廷内商议，但众人意见不一，只有都漕运使贾鲁明确表示：必须立即治理河患。此前，贾鲁曾担任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亲自巡视过受水灾的地区，已经掌握了修筑堤防和治理水患的具体策略；后来又担任都水使者，奉命前往黄河沿岸实地查看，绘制了详细图纸，提出了两种治河方案：一是修筑北堤来控制横向溃堤，工程量小，耗时短；二是同时疏浚和堵塞，将黄河引导向东，恢复其旧河道，但工程庞大、耗费巨大。这一次，他再次提出这两套方案，脱脱认为后一种方案更为合理，最终决定采用。经讨论后，朝廷荐举贾鲁向皇帝进言，皇帝十分满意。
十一一年四月初四，贾鲁开始治理黄河。他组织人力物力，分阶段实施，最终使黄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
贾鲁曾说：“水工的难度，远比土工大；中流治理的难度，远比河岸大；开凿河口的难度，又比中流更大；北岸的治理更是比南岸艰难。虽然草木柔弱，但能与水相融，一旦被水浸润，就变成泥浆，泥与草相互配合，力量强大如锚。然而，真正起到稳固作用的，还是缆绳和索具的连接。”这反映出贾鲁对治河事务的深入理解和实践经验。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朝廷不惜耗费巨资，给予贾鲁崇高的荣誉，以造福百姓。脱脱体察上意，不怕劳苦，不惧流言中伤，为国家和百姓解困。贾鲁也竭尽全力，发挥其智慧与胆识，不辞辛劳，不畏惧批评，以回报君主和朝廷对他的知遇之恩。因此，这件事应当详细记载下来，使后世史官可以据此考证。
此前，河南、河北一带流传着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在贾鲁治理黄河时，果然在黄陵冈发现了一尊石人，只有一只眼睛。此后，汝州、颍州等地的流寇趁机作乱。一些人便认为天下大乱，都是因为贾鲁治河劳民伤财造成的。然而，元朝之所以灭亡，并非因为这次治河，而是由于朝廷上下长期安于现状，缺乏治理，纲纪废弛，社会风气败坏，这些弊端已经积重难返，非一日之寒。若只归咎于贾鲁治河，是用成败来判断事情，非通盘考虑。倘若贾鲁没有开河，天下之乱难道就不会发生吗？因此，我将记录下这些言论，以供后人参考和借鉴。
蜀地都江堰
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南边境，流经岷山，大禹曾引导其河水。秦昭王时期，蜀地太守李冰开凿离堆，将岷江分出支流灌溉川蜀地区，使百姓得以丰饶。经过千年发展，河岸被水流冲刷侵蚀，也给百姓带来了新的灾害。历代官府按规定每年修缮堤防，总共设立了133处，劳役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上万人，最少也有千人，甚至几百人。每次修役持续约七十天，即使完成，百姓仍无休憩时间。不参加劳役的百姓，每日需缴纳三缗钱作为佣工费。因此，富人因资金不足而苦恼，穷人则因体力疲惫而破产，上下都深受其害。治理费用每年至少达七万缗。总体而言，这些费用大多被官吏侵吞，真正惠及百姓的很少，无法弥补开支。
元统二年，四川肃政廉访使吉当普巡视各地，发现关键堤防有32处，其余全部取消。他召来灌州判官张弘，提出：“如果用石头修筑堤堰，就能免除每年的劳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张弘说：“您能想到这点，是百姓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于是张弘拿出自己的积蓄，先试验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坝，结果河水暴涨，水坝却安然无恙。他立即起草文书，召集行省官员、蒙古军将领以及各地县官、乡民代表，详细陈述利弊，大家都认为非常可行。之后，他又到李冰祠堂进行祷告，并占卜吉凶，结果极为吉利。于是政府正式开始组织工程，于至元元年十一月初一，在都江堰（即大禹开凿处）动工，开始分流引水。盐井关位于堰的西北方向，水西关位于西南方向，水流均向东流动。北边原来没有江河，是李冰开凿出沫水河道，以避开洪水危害；中间设置都江堰，稍微向东为大、小钓鱼坝，再向东跨越两处江河，设立石门，以调节北江水流；再往东为利民台，台东南设侍郎和杨柳两处水坝，水流由此分流入南江。
南江从利民台分出一支，向东南流经万工堰，再向东流经骆驼，接着流经碓口，绕过青城，向东流至鹿角之北的马坝渠，再向东流入南江。马坝渠向东行进二十多里，在渠南堤边每年都要耗费大量人力堵水，以保证水流不溢。于是从渠北岸开凿两条新渠，与杨柳渠相通，向东行数十里后与马坝渠汇合，实现渠水畅通。此外，在金马口以西也开凿两条新渠，与金马渠连接，东南方向流入新津江，废除了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处旧水坝。
北江在三石洞以东有外应、颜上、五斗等水坝，外应、颜上两坝的水向东流入外江，五斗水则南流进入马坝渠，成为内江支流。外江流至崇宁，也设有万工堰，其支流从北向东流经三十六洞，穿过清白堰，流入彭州与汉州之间。清白堰水溢出其南岸，蔓延三里多，官府因此以溃堤为依据建立水坝，但水坝很快又倒塌。于是官府疏浚北岸原有渠道，直接向东流，废除了该水坝及三十多个洞口的修建任务。
在嘉定青神县，有一处名为鸿化的水坝，任命专门官员负责，工程按时完成。成都的九里堤、崇宁的万工堰、彰化的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等水坝，工程尚未开始，就让地方长官立刻停工，要求他们在农闲季节完成。其中，都江堰和利民台工程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等又在其次。而都江堰位于江流正中，因此用铁铸造了一尊重达六千斤的大龟，用铁柱贯穿，安放在源头，以稳定河道，才开始动工。
所有水坝均用石材砌筑，内部用铁条加固，用桐树果实的油与石灰混合，加入麻丝捣匀，用来修补缝隙。对于容易崩塌的河岸，密密地用石块护岸，上边种杨柳，旁边种蔓荆，层层叠叠，形成坚固屏障，总计花费数百万工。在各地，或疏浚旧渠以导流，或开凿新渠以控制水流。每逢汛期，便打开石门放水，平时关闭蓄水，以调节水势，既减轻民力负担，又能持续提供水利。无论何种工程都力求完美。
起初到达都江堰时，水深流广，无法估量，突然西南方向出现一大片水洲，面积可达数里，人们可在其中活动。进入山中伐石，石料充足，随取随用。四川多雨，从动工到完工，整整半年期间没有下过雨雪，因此工程顺利，省力且效率高。五个月后工程完成，吉当普因被调任监察御史而离开，上级对这一成果极为赞赏，并下诏立碑以表彰其功绩。
此次工程共动用了七百名石工、二百五十名木工，三千九百名劳役，其中蒙古军占二千人。消耗粮食一千多石，山石材料百万斤，石灰六万斤，油为一半，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综合计算工钱和物资价格，共计约四万九千缗，皆由百姓缴付，而政府积存的剩余资金还有二十万一千八百缗，由灌州守将向百姓借贷，每年收取利息，专门用于祭祀和清理河床、维修水坝。同时，免除灌州兵民平时的各种徭役，让他们专心于水坝建设。
泾渠
泾渠修建于秦朝，当时韩国派水工郑国游说秦国，提议开凿泾水，从仲山西端到瓠口，贯穿北山，向东注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用于灌溉农田。郑国本意是借水渠之利，让秦国节省人力，不要东征。秦国察觉到这是韩国的计谋，想杀掉他，郑国说：“我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生命，却为秦国建立了一世之利。”秦国认为有理，最终批准建成，被称为郑渠。汉代时有白公提出开凿一条渠，引泾水从谷口向东流入栎阳，再注入渭水，长二百里，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因此被称为白渠。此后历代沿用，都享受到水利之利。到宋代时，因水冲刷，渠道失其旧迹。熙宁年间，朝廷赐予常平仓资金，支援百姓重新开渠，从仲山边开始开凿石渠，利用高差引水，称为丰利渠。
元代至元年间，设立屯田府负责管理。大统八年，泾水暴涨，摧毁了原有的水坝，切断了渠道。陕西行省命令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和泾阳尹王琚负责疏通河道。他们召集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等用水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的民夫，共三千多人，开始修建，水流恢复如旧。其结构是用灌木编成土堆，用石块填充，再用草和土填实为堰，每年进行维护，从未中断。
至大元年，王琚任西台御史，提出在丰利渠上新开石渠五十一丈，宽一丈，深五尺，共需一万五千三百个工（每个方尺为一工）。从延祐元年开始修筑，到延祐五年完工。当年秋天，修缮并更换了新渠口至新口的堰坝。泰定时，有人指出石渠年久，水流不断破坏堤岸，水位逐渐升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相实地考察后认为，渠堤多年堆积淤泥，高耸异常，难以将土料运送上去，建议在高处开凿“鹿巷”以便劳力通行。朝廷讨论后批准。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和泾州尹李克忠组织民夫，在渠上开凿鹿巷八十四处，挖平原有土垒四百五十多步。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派遣都事杨钦负责修缮，溉田面积达四万五千余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和都水傅佐提议，从通州南面的高丽庄开始，一直到西山石峡铁板口，开凿一条新河，全长一百二十多里，深五丈，宽二十丈，将西山金口水引向东流，汇入高丽庄，再与御河相接，用于输送海运至大都城内。当时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下令实施。朝廷多数大臣反对，左丞许有壬尤其激烈反对。脱脱不顾众议，坚持推进。许有壬列举利弊，主要意见如下：
大德二年，浑河泛滥，危及百姓，大都路都水监下令关闭金口上段的闸门。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担心会冲垮田薛村、南北两城，于是将金口上游河段全部用砂石和泥土填塞。至顺元年，因都水监郭道寿建议，金口引水经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但工程部门及大都等地官员和年长者实地勘察后发现，河道在城中段存在阻碍。此外，卢沟河自桥至汇合处一直未有过船只通行，这已明确证明该河不能通航。而通州距离京城四十里，卢沟河仅二十里，若可通航，当初为什么不在卢沟设立码头，便利百姓，反而在四十里外的通州建河？此外，西山地势高峻，亡金时水自都城以北流入郊野，即便决堤危害也不大。而今位于都城西南，与过去不同。这条河水本湍急，若遇夏秋暴雨泛滥，更难以预料是否安全，宗庙社稷所在地，怎能冒险？一旦短期完工，也保不了长期不决堤。况且，亡金时该河未必通航，如今所见河道遗迹，又怎能确定不是被暂时修建又废弃的地方？地形高低不一，若不设闸门，水流必浅涩不畅；若设闸门以控制流量，则泥沙浑浊，势必淤塞，须每年派人清理，永无止境。况且，郭太史最初开挖通惠河时，为何不用此水，改用白浮泉水？因为白浮水清澈，此水浑浊不堪，无法使用。此议初起，消息传开，众人皆言不可。若认为“成功大功”就不管众人反对，只听少数人的话，那就等于商鞅、王安石的政策，如今不宜采用。
奏议上达后，丞相坚决不采纳反对意见，于正月开工，至四月完成。起初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泥沙淤积，船只无法通行。施工过程中，还毁坏了民房和坟墓，民夫死亡伤残严重，耗费资金巨大，最终工程毫无成效。后来，御史调查并弹劾当初建议者，孛罗帖木儿和傅佐均被处死。此处附录此事，用来告诫那些妄议水利工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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