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一
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
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隶之，为《儒学传》。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进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枢与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残，不欲北，因与枢诀。枢恐其自裁，留帐中共宿。既觉，月色皓然，惟寝衣在，遽驰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际，则见复已被发徒跣，仰天而号，欲投水而未入。枢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以传绪百世；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
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复家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
张，字达善，其先蜀之导江人。蜀亡，侨寓江左。金华王柏，得朱熹三传之学，尝讲道于台之上蔡书院，从而受业焉。自《六经》、《语》、《孟》传注，以及周、程、张氏之微言，朱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究极根柢。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致江宁学官，俾子弟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辟私塾迎之。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曰导江先生。大臣荐诸朝，特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邹、鲁之人，服诵遗训，久而不忘。
气宇端重，音吐洪亮，讲说特精详，子弟从之者，诜诜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夹谷之奇、杨刚中尤显。无子。有《经说》及文集行世。吴澄序其书，以为议论正，援据博，贯穿纵横，俨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及郝经、吴澄皆尝留仪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贤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其先本刘氏，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更为金氏。履祥从曾祖景文，当宋建炎、绍兴间，以孝行著称，其父母疾，斋祷于天，而灵应随至。事闻于朝，为改所居乡曰纯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
时宋之国事已不可为，履祥遂绝意进取。然负其经济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会襄樊之师日急，宋人坐视而不敢救，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终莫能用。及后朱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然后人服其精确。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弗就。宋将改物，所在盗起，履祥屏居金华山中，兵燹稍息，则上下岩谷，追逐云月，寄情啸咏，视世故泊如也。平居独处，终日俨然；至与物接，则盎然和怿。训迪后学，谆切无倦，而尤笃于分义。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为隶，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倾赀营购，卒赎以完；其子后贵，履祥终不自言，相见劳问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丧，履祥率其同门之士，以义制服，观者始知师弟子之系于常伦也。
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鲁史不得而书，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记，或阙或诬，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儒先所未发。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书，曰《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谦为益加校定，皆传于学者。天历初，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
初，履祥既见王柏，首问为学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举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为学之大方也。及见何基，基谓之曰：“会之屡言贤者之贤，理欲之分，便当自今始。”会之，盖柏字也。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
履祥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统初，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移书学官，祠履祥于乡学。至正中，赐谥文安。
许谦，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寿，宋刑部尚书。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进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时。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师法终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华，至谦五世，为金华人。父觥，登淳祐七年进士第，仕未显以殁。
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履祥语之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醯酱既加，则酸咸顿异。子来见我已三日，而犹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耶！”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辞约意广，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读《诗集传》，有《名物钞》八卷，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补先儒之未备，仍存其逸义，旁采远援，而以己意终之。读《书集传》，有《丛说》六卷。其观史，有《治忽几微》，仿史家年经国纬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备其世数，总其年岁，原其兴亡，著其善恶。盖以为光卒，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诚理乱之几也。故附于续经而书孔子卒之义，以致其意焉。
又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尝谓：“学者孰不曰辟异端，苟不深探其隐，而识其所以然，能辨其同异，别其是非也几希。”又尝句读《九经》、《仪礼》及《春秋三传》，于其宏纲要领，错简衍文，悉别以铅黄朱墨，意有所明，则表而见之。其后吴师道购得吕祖谦点校《仪礼》，视谦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条而已。谦不喜矜露，所为诗文，非扶翼经义，张维世教，则未尝轻笔之书也。
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自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摄其粗疏，入于密微。闻者方倾耳听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曰：“此义、利之所由分也。”谦笃于孝友，有绝人之行。其处世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或访以典礼政事，谦观其会通，而为之折衷，闻者无不厌服。
大德中，荧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谦以为灾在吴、楚，窃深忧之。是岁大昆，谦貌加瘠，或问曰：“岂食不足邪？”谦曰：“今公私匮竭，道殣相望，吾能独饱邪！”其处心盖如此。廉访使刘庭直、副使赵宏伟，皆中州雅望，于谦深加推服，论荐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义者，前后章数十上；而郡复以遗逸应诏；乡闱大比，请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节，独以身任正学之重，远近学者，以其身之安否，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尝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为白云先生。朝廷赐谥文懿。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书省为请于朝，建四贤书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学官。
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谦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陈栎，字寿翁，徽之休宁人。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尝以谓有功于圣门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熹之说大明于世。
延祐初，诏以科举取士，栎不欲就试，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遂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性孝友，尤刚正，日用之间，动中礼法。与人交，不以势合，不以利迁。善诱学者，谆谆不倦。临川吴澄，尝称栎有功于朱氏为多，凡江东人来受业于澄者，尽遣而归栎。栎所居堂曰定宇，学者因以定宇先生称之。元统二年卒，年八十三。
揭傒斯志其墓，乃与吴澄并称，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道远而章，尊而明。栎居万山间，与木石俱，而足迹未尝出乡里，故其学必待其书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御，是可谓豪杰之士矣。”世以为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颖悟，好读书，尤精于《易》。初，饶州德兴沈贵宝，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朱熹之《易》黄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从贵宝、梦程学，尝著《易学启蒙通释》。一桂之学，出于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领乡荐，试礼部不敏，退而讲学，远近师之，号双湖先生。所著书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并行于世。
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义通释》，而于朱熹所著《四书》，用力尤深。余干饶鲁之学，本出于朱熹，而其为说，多与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而指异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东南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云峰先生。炳文尝用荐者，署明经书院山长，再调兰溪州学正。
黄泽，字楚望，其先长安人。唐末，舒艺知资州内江县，卒，葬焉，子孙遂为资州人。宋初，延节为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累赠金紫光禄大夫，泽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与二兄播、揆，同年登进士第，蜀人荣之。父仪可，累举不第，随兄骥子官九江，蜀乱，不能归，因家焉。泽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作《颜渊仰高钻坚论》。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
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闻其名，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使食其禄以施教。又为山长于洪之东湖书院，受学者益众。始泽尝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既而屡梦见之，最后乃梦夫子手授所较《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所解经多徇旧说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上达于文王、周公。秩满即归，闭门授徒以养亲，不复言仕。
尝以为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傅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以窥见圣人之本真。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故于《易》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括，则尽在《十翼》，作《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于《春秋》以明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核三传，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络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辩》，凡如是者十余通，以明古今礼俗不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尝言：“学者必悟经旨废失之由，然后圣人本意可见，若《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又惧学者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乃作《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礼学，则谓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作《礼经复古正言》。如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赵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庙之社，胡宏家学不信《周礼》，以社为祭地之类，皆引经以证其非。其辩释诸经要旨，则有《六经补注》；诋排百家异义，则取杜牧不当言而言之义，作《翼经罪言》。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
吴澄尝观其书，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谓人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泽雅自慎重，未尝轻与人言。李泂使过九江，请北面称弟子，受一经，且将经纪其家，泽谢曰：“以君之才，何经不可明，然亦不过笔授其义而已。若余则于艰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叹息而去。或问泽：“自閟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泽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子以为区区人力所致耶！”
泽家甚窭贫，且年老，不复能教授，经岁大侵，家人采木实草根以疗饥，晏然曾不动其意，惟以圣人之心不明，而经学失传，若己有罪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书存于世者十二三。门人惟新安赵汸为高第，得其《春秋》之学为多。
萧渼，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为奉元人。渼性至孝，自为儿时，翘楚不凡。稍出为府史，上官语不合，即引退，读书面山者三十年。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辄倚其榻，玩诵不少置，于是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数，靡不研究。侯均谓元有天下百年，惟萧惟斗为识字人。学者及其门受业者甚众。尝出，遇一妇人，失金钗道旁，疑渼拾之，谓曰：“殊无他人，独翁居后耳。”渼令随至门，取家钗以偿。其妇后得所遗钗，愧谢还之。乡人有自城中暮归者，遇寇，欲加害，诡言“我萧先生也”，寇惊愕释去。
世祖分藩在秦，辟渼与杨恭懿、韩择侍秦邸，渼以疾辞，授陕西儒学提举，不赴。省宪大臣即其家具宴为贺，使一从史先诣渼舍，渼方汲水灌园，从史至，不知其为渼也，使饮其马，即应之不拒，及冠带迎宾，从史见渼，有惧色，渼殊不为意。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集贤侍读学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谕德，扶病至京师，入觐东宫，书《酒诰》为献，以朝廷时尚酒故也。寻以病力请去职，人问其故，则曰：“在礼，东宫东面，师傅西面，此礼今可行乎？”俄除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依前右谕德，疾作，固辞而归。卒年七十八，赐谥贞敏。
渼制行甚高，真履实践，其教人，必自《小学》始。为文辞，立意精深，言近而指远，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据，关辅之士，翕然宗之，称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及《勤斋文集》，行于世。
韩择者，字从善，亦奉元人。天资超异，信道不惑，其教学者，虽中岁以后，亦必使自《小学》等书始。或疑为陵节勤苦，则曰：“人不知学，白首童心，且童蒙所当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择尤邃礼学，有质问者，口讲指画无倦容。士大夫游宦过秦中，必往见择，莫不虚往而实归焉。世祖尝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门人为服緦麻者百余人。
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独与继母居，卖薪以给奉养。积学四十年，群经百氏，无不淹贯，旁通释、老外典。每读书，必熟诵乃已。尝言：“人读书不至千遍，终于己无益。”故其答诸生所问，穷索极探，如取诸箧笥。名振关中，学者宗之。用荐者起为太常博士，后以上疏忤时相意，不待报可，即归休田里。
均貌魁梧，而气刚正，人多严惮之，及其应接之际，则和易款洽。虽方言古语，世所未晓者，莫不随问而答，世咸服其博闻。
同恕，字宽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迁秦中，遂为奉元人。祖升。父继先，博学能文，廉希宪宣抚陕右，辟掌库钥。家世业儒，同居二百口，无间言。恕安静端凝，羁丱如成人，从乡先生学，日记数千言。年十三，以《书经》魁乡校。至元间，朝廷始分六部，选名士为吏属，关陕以恕贡礼曹，辞不行。仁宗践阼，即其家拜国子司业，阶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即奉元置鲁斋书院，中书奏恕领教事，制可之。先后来学者殆千数。延祐设科，再主乡试，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议大夫、太子左赞善召，入见东宫，赐酒慰问。继而献书，厉陈古谊，尽开悟涵养之道。明年春，英宗继统，以疾归。致和元年，拜集贤侍读学士，以老疾辞。
恕之学，由程、朱上溯孔、孟，务贯浃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为开导，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洁，平居虽大暑，不去冠带。母张夫人卒，事异母如事所生。父丧，哀毁致目疾，时祀斋肃详至。尝曰：“养生有不备，事犹可复，追远有不诚，是诬神也，可逭罪乎！”与人交，虽外无适莫，而中有绳尺。里人借骡而死，偿其直，不受，曰：“物之数也，何以偿为！”家无儋石之储，而聚书数万卷，扁所居曰榘庵。时萧渼居南山下，亦以道高当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论称之曰“萧同”。
恕自京还，家居十三年，缙绅望之若景星麟凤，乡里称为先生而不姓。至顺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文贞。其所著曰《榘庵集》，二十卷。
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师萧渼，弱冠从恕受学。博通经史，躬率子弟致力农亩，而学徒满门。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尝行田间，遇有窃其桑者，居仁辄避之。乡里高其行义，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游其门者，不惟学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门人相与议易名之礼，私谥之曰静安先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学行淑其乡人。熙既承其家学，及闻保定刘因之学，心向慕焉。熙家与因所居相去数百里，因亦闻熙力于为已之学，深许与之。熙方将造其门，而因己殁，乃从因门人乌叔备问其绪说。盖自因得宋儒朱熹之书，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为人，高明坚勇，其进莫遏。熙则简靓和易，务为下学之功。其《告先圣文》有曰：“追忆旧闻，卒究前业。洒扫应对，谨行信言。余力学文，穷理尽性。循循有序，发轫圣途，以存诸心，以行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乡。”其用功平实切密，可谓善学朱氏者。
熙遭时承平，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既殁，乡人为立祠于藁城之西筦镇。其门人苏天爵，为辑其遗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见刘氏，廓之以高明，厉之以奋发，则刘氏之学，当益昌大于时矣。”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
儒学一
以前的史书总是把儒学之士分为两类：精通经书、善于讲解的称为“儒林”，擅长文章写作的称为“文苑”。然而，儒学本为一体，《六经》才是儒家道统的根本所在，而文章只是用来承载和传播这种道统的工具。因此，没有经书的讲解，文章就无法阐明其深意；而文章若不以《六经》为基础，又怎么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章呢？由此可见，经学与文章不可割裂，应当视为一体。
元朝建立百年来，从朝廷到地方官员，从士人到平民百姓，凡是精通经学、能文达理、在当时有显著成就的人才，数量众多、蔚为大观。现在我们不按以前的分类方式加以划分，而是选取其中德行卓著、学问深厚、能够辅助教化、传承道统的代表性人物，将他们合编在一起，设立《儒学传》。
赵复，字仁甫，是湖北德安人。元太宗乙未年（公元1234年），元朝命太子阔出率兵攻打南宋，德安曾激烈抵抗，其百姓数十万被俘杀戮殆尽。当时，杨惟中担任中书省军前官员，姚枢奉命在军中征召儒、道、释、医、卜等方面的才士，凡是在战俘名单中的儒生，都让姚枢设法释放归家。赵复就在其中。姚枢与他交谈后，认为他是奇才，但赵复因家族被灭，不愿北上归附，便与姚枢道别。姚枢担心他自尽，便留他同住一帐。醒来后，只见月光明亮，床边只有衣衫，而赵复已不见人影。这让他感慨万千，更加坚定了内心信念。
后来，赵复改名换姓远走他乡，闭门授徒，终身不忘恢复儒学正道。他的言行举止以儒家为本，尤其重视心性修养与礼法实践，成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学者。
在当时，姚枢等人非常器重赵复，认为他深得程、朱理学精髓。他教化弟子，不唯讲经，更注重修身立德，使门下多人成为地方贤士。
另一名儒者黄泽，字楚望，是陕西人。他的先祖早年迁居四川，后世定居资州。黄泽自幼志在明经修道，善于反复思考，常因思索过度而病倒，但病愈后仍继续思考，久而久之，常有恍然顿悟之感，著有《颜渊仰高钻坚论》。他特别注重经书中的名物制度，考证极为严谨，且始终以程朱理学为宗，著有《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等书。
大德年间，江西行省官员听说他的名声，便委任他为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允许他领取俸禄以教化百姓。后来又在东湖书院设立山长职位，受学者日益增多。黄泽早年曾多次梦见孔子，起初以为只是偶然，后来梦见孔子亲授他所研读的《六经》，字迹清晰如初，从此深感震惊，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理解的经义多为传统敷衍之说，根本偏离了圣人本意。于是他作《思古吟》十章，深刻赞美圣人德行之盛，上达文王、周公之境。
黄泽认为，由于距离圣人太久，经典残缺，注疏者多随意附会，近世儒者又各自以才智求解，导致议论虽多，反而使经义更加晦涩。唯有专心致志、诚心钻研，才能真正把握圣人的真实之意。因此，他将《六经》中的疑难问题整理出上千条，供学者参阅。经过长期苦思，他逐步领悟了失传已久的本义。他说，自己在孤独寂寞、流离困苦、疾病无聊之时，常有顿悟，久而久之，所有经义都豁然贯通。
他指出，从天地未分、万物未生之前，一直到伏羲、神农、五帝、三王，直至春秋末年，一切原初和演变的过程，以前的文献都无法完整记录，但他通过深思熟虑，仿佛身临其境，亲见其事。因此，他针对《易》《春秋》传注的错误、《诗》《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周礼》是否为圣人所作的争议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使许多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难题豁然开朗。
在《易经》方面，他强调“象”之重要，以探究孔子的本意，核心在于《十翼》，著有《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等。在《春秋》方面，他强调书法的重要性，核心在于比较三传（左传、公羊、谷梁），以追求上达圣人之本意，著有《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等。他还写了许多如《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丘甲辩》等文章，阐明古代礼制与后世不同，指出空泛的言语解释经书没有任何益处。他认为，若学者懂得经义被误解的原因，就能真正看到圣人原本的意图；而《易象》与《春秋》在解释上的错误，本质相似，只要理解一种，就可触类旁通。
他还担心学者一旦听说新说，便停止思考，因此在著作中常“引而不发”，以引导读者自行探究。为此，他著有《易学滥觞》《春秋指要》，阐明学习的根本方法。在礼学方面，他批评郑玄注疏深奥但未尽其全，王肃注疏明了但浅显，著有《礼经复古正言》，驳斥王肃将郊丘视为一体、混同五帝、将昆仑与神州归并等错误，也批评赵伯循、胡宏等人对《周礼》的误解，皆以经典为依据，加以论证。
吴澄读了他的著作后说：“我一生所见的精通经义之士，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能驳斥杨朱、墨子之说的，是圣人的门徒，楚望，难道就是这个人吗！”然而黄泽为人谨慎，从不轻易与人谈论学问。有人请求拜师，他婉拒说：“你有才干，什么经都可以明白，我不过能用笔传授一二而已。若我讲授，也是在历经艰苦之后才有所感悟，我并非邵雍，不敢以二十年隐居之功与你相期。”听者叹服。
有人问他：“你长期闭门著书，是否担心自己的学说无人传扬？”他答：“《圣经》的兴衰，关系到天运，怎能仅凭个人的努力呢？”
黄泽家境贫寒，年老后无法继续授业，遇到大灾年，家人采草根、木头充饥，他也安然自若，只深深忧虑“圣人之心不明，经学失传”，仿佛自己有罪一般，非常痛心。至正六年（1346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他遗留的著作仅存十二三份，其中门人新安赵汸继承并发扬了他《春秋》学说，最为精通。
萧渼，字惟斗，先祖为北海人，父亲在秦地任职，遂成为奉元（今陕西西安）人。他极为孝顺，自幼出类拔萃，后来离开官府任职，隐居山中读书达三十年。他制备一种特殊衣袍，从腰以下到躺卧时都倚靠在床榻边，专心诵读，因此博通群书，天文、地理、历法、算数无所不精。侯均曾感叹：“元朝建立百年，真正识字读书、通晓经义的人，只有萧惟斗一人。”
萧渼门下学生众多，有人外出遇到一位妇人遗失金钗，怀疑是萧渼所拾，便说：“除了你，别人都没看见，只有你居后。”萧渼命她到家中，取出家中的钗钿还她。那妇人后来找到了自己遗失的钗，十分感激，还之。有个从城中归来的人，途中遭遇强盗，强盗谎称自己是“萧先生”，吓得逃走。
世祖分封在陕西时，征召萧渼与杨恭懿、韩择侍奉秦王，萧渼以身体有病为由推辞，后被任命为陕西儒学提举，他未赴任。省里的官员到他家设宴庆贺，派一名下属先去探望，却不知是萧渼，下属见他汲水浇园，便让其喂马，萧渼未拒绝。等到对方穿戴整齐来拜访，见到他时，下人神情惊惧，萧渼却不以为意。后来多次提拔为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集贤侍读学士等，他皆不赴任。大德十一年，被任命为太子右谕德，以病体坚持前往京城，入宫向太子献《酒诰》一文，是因当时朝廷崇尚酒风，希望通过此文劝诫。不久因病请求辞官，有人问原因，他回答：“按照古礼，太子东面而坐时，师傅应西面而立，如今这种礼制是否还能实行？”不久又被任命为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仍以右谕德身份兼任，但因病复发，坚决辞归。去世时年七十八，追谥“贞敏”。
萧渼品行高洁，言行一致，教育学生时必从《小学》（即基础道德修养）入手。他所作文章寓意深远，语言精炼却立意高远，始终以孔子、颜回为根本，以程朱理学为依据。关中地区的人们都尊称他为一代醇儒，其著作如《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勤斋文集》等广为流传。
韩择，字从善，同样来自奉元。天赋异禀，笃信儒道，教育学生时，即使年岁已长，也坚持从《小学》等基础典籍开始。有人怀疑他过于严格，他回答：“若人不懂学习，到了晚年才开始学，岂不是白首如童子？而童蒙阶段本应了解的基本道理，难道到了晚年才能知道吗？”韩择尤其精通礼学，有学生向他提问，他总是一口讲出、手指画图，从不倦怠。士大夫游宦途经陕西，必前往拜访，无不受益而归。世祖曾召他入京，但他病重未能成行。他去世时，门人服丧达百人之多。
侯均，字伯仁，也来自奉元。父母早亡，独自与继母生活，靠卖柴维持生计。他四十年如一日地读书，精通诸经百家，旁通佛老典籍。他读书必背诵千遍才放心，曾说：“人若读书不到千遍，终究无益。”因此，每当学生提问，他都能穷究极探，如同从箱中取出珍宝。他的名声震动关中，成为众多学子的师表。后被推荐为太常博士，因上书触怒权臣，不久便辞职归乡。
侯均身材魁梧，性格刚正，人多敬畏，但与人交往时却和蔼可亲。即便对方提出古语、生僻词句，他都能应答自如，天下人皆称赞他博闻强识。
同恕，字宽甫，祖籍太原，五代祖迁居秦中，遂成为奉元人。祖父升，父亲继先，学识渊博，擅长文章，曾任廉希宪宣抚使的幕僚，掌管仓库钥匙。家族世代为儒，兄弟姐妹数百人同居，毫无嫌隙。同恕性格沉静庄重，少年时便像成人一般，跟乡间先生学习，每日记诵数千言。十三岁便以《尚书》在乡试中拔得头筹。
元朝初年，朝廷正式设立六部，选拔名士为官，关中陕西以同恕的学识入贡礼部，他辞而不应。仁宗即位后，特地前往他家中，任命为国子司业，官至儒林郎，朝廷三度征召，他皆不赴任。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奏请在奉元设立“鲁斋书院”，由朝廷批准，同恕担任山长，后来曾两次主持乡试，被世人敬服。至元六年，被召为太子左赞善，入宫面见太子，赐酒慰问，随后上书力陈古礼与修养之道，深受太子赏识。第二年，英宗即位，因病归乡。至和元年，再被任命为集贤侍读学士，以年老多病推辞。
同恕的学问，从程朱理学溯源至孔子、孟子，致力于贯通事理，用于实际生活。他教学生时总是耐心诱导，使他们明白方向。他性情严谨，即使在酷暑，也从不脱去衣冠。母亲张夫人去世，他以对待亲生之母的态度侍奉外母。父亲去世，他悲痛欲绝，导致眼病，祭祀时肃穆严谨。他曾说：“养生不完，尚可补救；但追思祖先不诚，就是欺骗神灵，岂能免除罪责！”与人交往，看似不亲近，实则有原则、有底线。有乡人借马被杀，他主动赔偿，却不收钱，说：“这是物之常数，何须赔偿？”家中财产极其匮乏，却收藏书籍数万卷，自号“榘庵”（意为“有度量的居所”）。当时萧渼也以德行著称，入城府时必定去同恕家中拜访，乡人称“萧同”，以表敬重。
同恕从京城返回后，长期居家，朝廷官员视他如稀世之才，乡里人称他“先生”，不再用姓氏称呼。至顺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朝廷追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号“文贞”。其著作为《榘庵集》，共二十卷。
同恕的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年少时师从萧渼，二十岁左右随同恕学习，精通经史，带领子弟从事农耕，门下弟子众多。他胸怀宽广，气度不凡，能容人之不能容。曾有一次在田间行走，发现有人偷了他的桑树，他立刻避开，不与争执。乡里人对他行义深感佩服，纷纷效仿。他写字工整，门下弟子不仅学问精进，而且品行也更加端正。去世时，门人商议为其追加谥号，私谥“静安先生”。
安熙，字敬仲，是真定藁城人。祖上父母皆以学问德行感化乡里。安熙继承家学，后来听闻保定刘因的学问，十分向往。安熙家与刘因相隔数百里，刘因已去世，便通过刘因的弟子乌叔备了解其学术思想。刘因自得朱熹著作后，便深信并力行，因此他教人时，必定尊崇朱熹。然而刘因为人高明坚定，志向不可阻挡；而安熙则性格简朴温和，注重从基础做起，主张踏实练习。他《告先圣文》中写道：“回忆往昔所学，终归于自身修养；打扫房间、应对长幼，谨言慎行；勤学苦读，力求明理知性；循序渐进，踏上圣人之路，用以存心，用以实践，推及世间，化育乡里。”他用功踏实、细致入微，是真正善于学习朱熹学说的人。
安熙处世平和，不慕功名，居家讲学达数十年，四方来学者皆受益。他去世后，乡人于藁城西筦镇为他立祠。他的门人苏天爵收集了他遗留的著作，虞集为此作序，说：“如果安熙能见到刘因，受其高明之风的启发，再加以奋发之力，那么刘因的学说，一定能在当时更广泛传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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