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

两汉 • 班固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雒书》於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扌监促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於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说曰“木，东方也。於《易》，地上之木为《观》。其於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雰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盛而水滞者也，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时，叔孙乔如出奔，公子偃诛死。一曰，时晋执季孙行父，又执公，此执辱之异。或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岁晋有鄢陵之战，楚王伤目而败。属常雨也。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不炎上”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乡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適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於龙门。百姓伤者未廖，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海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谮桓公於齐侯，齐侯杀桓公。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严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適庶数更，故致大灾。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争，九月不得葬。《公羊传》曰，大灾，疫也。董仲舒以为，鲁夫人淫於齐，齐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国君，民之父母。夫妇，生化之本。本伤则末夭，故天灾所予也。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谷梁》以为愍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釐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愍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釐娶於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臧乐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臧之。《左氏经》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榭者，讲武之坐星。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谷梁》以为宣宫，不言谥，恭也。刘向以为时鲁三桓子孙始执国政，宣公欲诛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孙归父如晋谋。未反，宣公死。三家谮归父於成公。成公父丧未葬，听谗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齐，故天灾宣宫，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亲而亡礼，犹宣公杀子赤而立。亡礼而亲，天灾宣庙，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为成居丧亡哀戚心，数兴兵战伐，故天灾其父庙，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庙也。一曰，宣杀君而立，不当列於群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灾”。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出奔鲁。《左氏传》曰，宋灾，乐喜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輂，具绠缶，备水器，畜水潦，积土涂，缮守备，表火道，储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饬众官，各慎其职。晋侯闻之，问士弱曰“宋灾，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亡象，不可知也”说曰：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东方，而咮、七星、鸟首正在南方，则用火。季秋，星入，则止火，以顺天时，救民疾。帝喾则有祝融，尧时有阏伯，民赖其德，死则以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孙，代阏伯后主火星。宋，其后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灾。贤君见变，能修道以除凶。乱君亡象，天不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节三十馀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而杀大子座，应火不炎上之罚也。《左氏传》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郑灾”。是春三月，郑人铸刑书。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臧争辟焉。火而象之，不火何为”说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郑以三月作火铸鼎，刻刑辟书，以为民约，是为刑器争辟，故火星出，与五行之火争明为灾，其象然也，又弃法律之占也。不书於经，时不告鲁也。九年“夏四月，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至因灭陈。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刘向以为先是陈侯弟招杀陈太子偃师，皆外事，不因其宫馆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左氏经》曰“陈灾”。《传》曰“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说曰：颛顼以水王，陈其族也。今兹岁在星纪，后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陈将复封”。楚之先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上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四周四十八岁，凡五及鹑火，五十二年而陈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灭陈。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又宋、卫、陈、郑之君皆荒淫於乐，不恤国政，与周室同行。阳失节则火灾出，是以同日灾也。刘向以为，宋、陈，王者之后。卫、郑，周同姓也。时周景王老，刘子、单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晁。子晁，楚之出也。及宋、卫、陈、郑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后三年，景王崩，王室乱，故天灾四国。天戒若曰，不救周，反从楚，废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诛季氏，又用其邪说，淫於女乐，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一曰，门阙，号令所由出也，今舍大圣而纵有罪，亡以出号令矣。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宫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二宫不当立，违礼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陈闻鲁灾，曰“其桓、釐之宫乎”以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毫社灾”。董仲舒、刘向以为亡国之社，所以为戒也。天戒若曰，国将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灾，屡於定、哀之间，不用圣人而纵骄臣，将以亡国，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为定、哀也，盖失礼不明，火灾应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惠后幽废。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思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汉兴，大封诸侯王，连城数十。文帝即位，贾谊等以为违古制度，必将叛逆。先是，济北、淮南王皆谋反，其后吴、楚七国举兵而诛。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先是，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罪征诣中尉，自杀。丞相条侯周亚夫以不合旨称疾免，后二年下狱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字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毫社灾。两观、桓、釐庙、毫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於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於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出。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后胶西於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药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东、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时田蚡已死，不及诛。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於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台灾。先是，大风发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灾日。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此火为变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刘屈釐为丞相。后月，巫蛊事兴，帝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平阳侯曹宗等皆下狱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太子与母皇后议，恐不能自明，乃杀充，举兵与丞相刘屈釐战，死者数万人，太子败走，至湖自杀。明年，屈釐复坐祝诅要斩，妻枭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那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音止，还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中销铁散如流星，皆上去，与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号五侯。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秉政。后二年，丞相王商与凤有隙，凤谮之，免官，自杀。明年，京兆尹王章讼商忠直，言凤颛权，凤诬章以大逆罪，下狱死。妻子徙合浦。后许皇后坐巫蛊废，而赵飞燕为皇后，妹为昭仪，贼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仪皆伏辜。一曰，铁飞属金不从革。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刘向以为时燕王使邪臣通於汉，为谗贼，谋逆乱。南门者，通汉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来，为奸谗於汉，绝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灾。刘向认为，孝文，太宗之君，与成周宣榭火同义。先是，皇后父车骑将军上官安、安父左将军桀谋为逆，大将军霍光诛之。皇后以光外孙，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待疾医言，禁内后宫皆不得进，唯皇后颛寝。皇后年六岁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绝继嗣。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是岁正月，上加元服，通《诗》、《尚书》，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犹摄政，骄溢过制，至妻显杀许皇后，光闻而不讨，后遂诛灭。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庙灾。甲辰，孝文庙灾。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击堪辅政，为佞臣石显、许章等所谮，望之自杀，堪废黜。明年，白鹤馆灾。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将害忠良。后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刘向以为，先是上复征用周堪为光禄勋，及堪弟子张猛为太中大夫，石显等复谮毁之，皆出外迁。是岁，上复征堪领尚书，猛给事中，石显等终欲害之。园陵小於朝廷，阙在司马门中，内臣石显之象也。孝宣，亲而贵。阙，法令所从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内臣亲而贵者必为国害。后堪希得进见，因显言事，事决显口。堪病不能言。显诬告张猛，自杀於公车。成帝即位，显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初，宣帝为昭帝后而立父庙，於礼不正。是时，大将军王凤颛权擅朝，甚於田蚡，将害国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见象也。其后浸盛，五将世权，遂以亡道。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十一月甲寅，许皇后废。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戾后园南阙灾。是时，赵飞燕大幸，许后既废，上将立之，故天见象於凌室，与惠帝四年同应。戾后，卫太子妾，遭巫蛊之祸，宣帝既立，追加尊号，於礼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贱，与赵氏同应。天戒若曰，微贱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庙，将绝祭祀，有凶恶之祸至。其六月丙寅，赵皇后遂立，姊妹骄妒，贼害皇子，卒皆受诛。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长乐宫临华殿及未央宫东司马门灾。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长乐宫，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宫，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园也。是时，太后三弟相续秉政，举宗居位，充塞朝廷，两宫亲属将害国家，故天象仍见。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阳侯根代为大司马秉政。后四年，根乞骸骨，荐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国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宫鸿宁殿灾，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时，傅太后欲与成帝母等号齐尊，大臣孔光、师丹等执政，以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称尊号。后三年，帝崩，傅氏诛灭。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庙殿门灾尽。高皇帝庙在长安城中，后以叔孙通讥复道，故复起原庙於渭北，非正也。是时，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临朝，委任王莽，将篡绝汉，堕高祖宗庙，故天象见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摄，因以篡国，后卒夷灭。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於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进退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禹卑宫室，文王刑於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孰，是为稼穑不成。严公二十八年“冬，大亡麦禾”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逆阴气，故大水也。刘向以为，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亡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者也。是时，夫人淫於二叔，内外亡别，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筑台，故应是而稼穑不成，饰台榭内淫乱之罚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祸流二世，奢淫之患也。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乱也。《诗》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又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动静应谊，“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如此则金得其性矣。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民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及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左氏传》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晋”。晋平公问於师旷，对曰“石不能言，神或冯焉。作事不时，怨讟动於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讟并兴，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晋侯方筑歋之宫。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刘歆以为金石同类，是为金不从革，失其性也。刘向以为石白色为主，属白祥。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旁著岸胁，去地二百馀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有兵。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篡死罪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与浸广。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馀人。后四年，尉氏樊并等谋反，杀陈留太守严普，自称将军，山阳亡徒苏令等党与数百人盗取库兵，经历郡国四十馀，皆逾年乃伏诛。是时起昌陵，作者数万人，徙郡国吏民五千馀户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罢昌陵，还徙家。石鸣，与晋石言同应，师旷所谓“民力雕尽”，传云“轻百姓”者也。歋离宫去绛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野，皆与城郭同占。城郭属金，宫室属土，外内之别云。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终而琪臧，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开地，祷祈神祇，望秩山川，怀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齐戒。致其严敬，鬼神歆飨，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以陨霜，大风天黄。饑而不损兹谡泰，厥灾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王者於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叔草”桓公元年“秋炁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后宋督弑其君，诸侯会，将讨之，桓受宋赂而归，又背宋。诸侯由是伐鲁，仍交兵结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复大水。一曰，夫人骄淫，将弑君，阴气盛，桓不寤，卒弑死。刘歆以为桓易许田，不祀周公，废祭祀之罚也。严公七年“秋，大水，亡麦苗”。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文姜与兄齐襄公淫，共杀桓公，严释父仇，复取齐女，未入，先与之淫，一年再出，会於道逆乱，臣下贱之之应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为乘丘、鄑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刘向以为时宋愍公骄慢，睹灾不改，明年与其臣宋万博戏，妇人在侧，矜而骂万，万杀公之应。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刘向以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妇见，用币，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贱之，故是岁、明年仍大水。刘歆以为先是严饰宗庙，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简宗庙之罚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为，时比伐邾取邑，亦见报复，兵仇连结，百姓愁怨。刘向以为，宣公杀子赤而立，子赤，刘出也，故惧，以济西田赂齐。邾子玃且亦齐出也，而宣比与邾交兵。臣下惧齐之威，创邾之祸，皆贱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时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师，明年复城郓以强私家，仲孙蔑、叔孙侨和颛会宋、晋，阴胜阳。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为，先是一年齐伐晋，襄使大夫帅师救晋，后又侵齐，国小兵弱，数敌强大，百姓愁怨，阴气盛。刘向以为，先是襄慢邻国，是以邾伐其南，齐伐其北，莒伐其东，百姓骚动，后又仍犯强齐也。大水，饑，谷不成，其灾甚也。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馀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馀家，汝水流八百馀家。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馀家。南阳沔水流万馀家。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馀家。汉水出，坏民室八千馀所，杀三百馀人。先是，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得幸，为上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见上帝。岁馀惧诛，谋为逆，发觉，要斩，夷三族。是时，比再遣公主配单于，赂遗甚厚，匈奴愈骄，侵犯北边，杀略多至万馀人，汉连发军征讨戍边。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罢太上皇、孝惠帝寝庙，皆无复修，通儒以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事。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馀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馀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馀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畴、河东后土於长安南北郊。二年，又罢雍五畤，郡国诸旧祀，凡六所。

译文：

西汉时期，人们常以天象变化来解释政治得失，认为天地之间有相互感应。《春秋》记载的灾异现象，被用来比喻当朝政治中的失当之处。这些灾异包括地震、洪水、干旱、风霜、天象异常等，每一种都对应具体的政治过错。

首先是“土”所代表的现象——宗庙失序。如在汉武帝时期，因国家事务不修，地方官吏贪腐，社会动荡不安，出现山崩地裂、土地裂缝等现象，被视为“土不固”，即土地失其正常状态。这正对应《春秋》中“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之论，认为国家若忽略祖先祭祀、不遵循宗法礼制，则天怒人怨，必有灾祸。

其次是“金”所代表的现象——军事失当、百姓受苦。例如在成帝时期，有谋反者盗取库兵，劫掠百姓，自称“山君”，后被镇压。这被视为“金不从革”之象，即金属不顺利，兵器不流通，战事紊乱。这与《春秋》中“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相应——若君主不重民命，好大喜功，频繁用兵，则兵器失去实效，社会动荡。

再次是“水”所代表的现象——政令背时、祭典废弛。如鲁桓公弑兄隐公，百姓痛恨，怨气积聚，导致“大水”暴发，这被视为“水不润下”——水本应润泽万物，若政治失衡、民怨沸腾，反致水灾暴发。又如鲁成公年间，因国政不稳、百姓愁苦，发生大水。此类灾变，常被视为对统治者失德、礼法崩坏的谴责。

还有“火”和“木”之象，虽在文中未详述，但常作为辅助解释。例如火灾多出现在政治混乱时期，可能象征“火气盛”，即礼法失控、人情不归正。而树木生长异常，则反映民风不正、政教失衡。

此外，还特别提到“石言”之象——如成帝鸿嘉三年，天水一带大石鸣声隆隆，远达二百四十里，野鸡惊鸣，有兵变之兆。这一事件被解释为“石鸣，有兵”，对应晋平公时“石言于晋”之例，师旷指出“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即因政令失当、民力枯竭，天地反有异象。类似地，汉朝修建昌陵，劳役繁重，民力凋敝，导致“石鼓鸣”，与“民力雕尽”相呼应。

总体而言，这类灾异论建立在“天人感应”思想之上，认为君主的德行、治政是否合礼，直接影响天地运转。如若失德，天象即示警；若修德，则风调雨顺。因此，历代文献都以灾异为政治反思工具，提醒统治者反省自身，修明政治。

特别要指出的是，文中对具体史实的引用，如汉武帝时期吕后专权致水灾，成帝时石鼓鸣而生乱，以及鲁国诸公因政治失当导致洪水，都体现了天人感应的系统逻辑。这些灾异被归因于统治者失德、礼制崩坏、民怨沸腾等具体行为，是当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从文化层面看，这类思想不仅用于政治批评，更成为士人阶层评判朝政、倡导仁政的理论工具。他们通过自然现象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对应，构建出一套以道德为中心的宇宙观，使政治行为被自然规律所约束，从而形成一种“以德应天”的治理理念。这种思想在汉代乃至后世，长期影响着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